“不只是有人反对，而是很多人反对，觉得市里应该投资扩建天昇港电厂，不应该去找外来和尚。滨江造船厂改制也一样，市里把滨江造船厂卖给了中远，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朱春苗摸摸嘴角，转身看着市区方向：“有人埋怨开发区离市区太远，职工往返不便，晚上一片黑；有人说电视台靠市中心太近，电视信号发射给江对岸的人看的，北三县得益少。
东兴机场建设更是反对声如潮，好多人说市里又没钱，非要建什么机场。说滨江的经济条件摆在这儿，就算建好了也没几个人去坐飞机，肯定会赔钱。事实证明，机场投入使用这两年确实一直在亏损。”
市里投资兴建机场，干部群众怨声载道很正常。
当年为了建机场要求干部群众捐款，干部的捐款直接从工资里扣，群众的捐款是村干部去挨家挨户收。
韩渝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朱春苗接着道：“对于长江岸线的使用，争议更大。好多老干部老同志认为滨江长江岸线要建大风光带，建设江边的‘东海外滩’。因为中远船厂建深水码头的事，甚至有人控告市政府未经人大通过就擅自上项目。”
韩渝忍不住问：“那这件事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去年卸任的市委吴书记因为这事接连开了三天常委扩大会议，让正反双方展开辩论，最后一锤定音地说：滨江穷，当务之急是要挣钱，不能喝着西北风去看风景。”
朱春苗顿了顿，接着道：“建机场我个人觉得是应该的，前些年有一个日本客商要来滨江投资。人家从日本坐飞机到东海只用了两个小时，可从东海来滨江却用了八个小时！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交通搞不好谁愿意来投资？
可想修铁路上级不批，想建高速公路没钱，想解决交通问题只有建机场。可能机场短时间内会亏损的，但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韩渝反应过来，下意识问：“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人建的，是给那些客商建的？”
“可以这么理解，打个简单的比方，交通好了，人家来投资兴建一个厂，就能解决成百上千人就业，政府能收到利税，职工能拿到工资，多好啊。”
朱春苗笑了笑，又说道：“我们滨江穷，靠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要搞联合。以前滨江钢铁厂开一天亏一万元，后来跟宝钢联合，引进人家的先进管理方法，迅速扭亏为盈。
但很多人看不到这些，市里只要想做点事他们就反对，比如送上门的义征化纤与滨江合成纤维厂的联合项目，熊猫电视机厂与三元电视机的联合项目，最后都因为有人反对没能办成。”
引进一个大项目，能解决多少人就业，能给市里创造多少利税！
没想到居然有人反对，而朱大姐刚才说的那两家没能联合成的本地企业，现在已经不能用效益好不好来形容，可以说是半死不活。
想到这些，韩渝低声道：“有些人的思想不够解放。”
“思想不够解放是一方面，比如西园中学有一个英语教师出国没回来，计委和外经委就有人说那个教师叛逃了。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说这是滞留不是叛逃，安排人做其家属做工作。
说如果在国外混得好，家属也可带出去，欢迎将来回来投资，带动家乡发展；如果在国外有困难，随时可以回来，决不歧视。”
这种事在滨江太多了。
朱春苗深吸口气，继续道：“又比如直到今天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接待外商非要两个人以上，怕一个人会被外商贿赂甚至策反。人家一个外国人可以对付我们一群人，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不能去对付一群外国人？
还规定行政干部不准到合资企业任职，可一家打算在我们滨江投资泰国大公司就看中了东如县的一个副县长，非要那个副县长担任滨江分公司总经理，不然不投资。
市里为了招商引资报请省里特批，结果又有人告状，一直告到首都。
因为这事，滨江工商局被国家工商总局褫夺了外资、合资企业的审批发照权。后来经过送礼、说情，一年多后才得以缓解。”
韩渝没想到市里做点事那么难，更没想到市领导这么不容易，低声道：“那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朱春苗觉得咸鱼不能再单纯下去，很认真很严肃地说：“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我不干，让你也干不成。别人干出成绩，他不高兴，他嫉妒，于是找岔子，说风凉话，不服气。
有些人本意不是要把事情搞坏，但以老大自居，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墨守成规，稍不顺他心意就闹；还有些人只喜欢做一把手，不愿意当副手。当了副手、成了配角之后，不是出主意，而是出难题。不是补台，而是拆台。
有些人只顾部门利益，明明在全局上是好事，但对局部有影响。他宁愿事办不成，也不愿牺牲局部利益，一拖二顶，把事情给拖黄。
还有些人不是以事论人，而是以人论事。分你的人，我的人，搞小圈圈，讲哥们儿义气，把对别人的亲疏或好恶，转移到对别人所做事情的支持或反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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