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二点,满清的昏庸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提出革命就是排满,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排满而排满,为革命而革命,排满只是革命的一个内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改革,而改革的结果就是复兴,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改革是主,排满是次,至于革命的程度有多大有多深,那要根据实际而定。现在革命党为了鼓动革命,宣扬民族主义,只把排满当作最终目的,认为只要推翻了满清那么中国就会富强,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革命只是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其二,排满只是革命的一个内容,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
很明显,这段话要比以前说的好多了,虞自勋听后只是思考,没有反驳。杨锐不说话要让他好好的想明白。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又问:“那何为改革,改革什么,如何改革?”
杨锐笑了,心有成竹的道:“改革就是温和的、长时间的易经洗髓,革命只是换了衣服,比如从明朝换成清朝,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总体上看都没有变,还是家天下那一套,而改革就是从骨子里,脊髓里动手,把人从外到里的换一遍。至于我们要改革什么,这就多了,社会要改革,体制要改革,思想要改革,文化要改革,方方面面都要改,林林总总太多要改的东西了。
这改革要比革命难百倍,首先,你要改筋骨但是不能伤了筋骨,改思想但不能完全抛弃思想,这就要技巧,同时改革会得罪很多人,你改官制你就要把官员得罪光了,改税制就要把乡绅得罪光了,改个科举那么就把读书人得罪光了。这么艰难、这么多人反对的改革就一定要有一个强权的政府支持着,古时的商鞅、王安石没有皇帝的鼎力支持那是没办法改革的,维新变法也正是没有一个实权的皇帝做后盾才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何改革,就是建立一个强权政府然后一条一条的改,最先改的是教育和吏治,教育是保证有新的人才进来,而好的吏治是保证下的命令不走样,满清的腐败还是在吏治上,吏治不清,改革难成。”
杨锐此时开始变成一个党棍侃侃而谈,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虞自勋这样的白纸很快就被他画满了记号,越想越觉得杨锐的话有很正确,平心而论,这种后世来的,结合了历史教训的东西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当然如果没有赤色党的教育,杨锐也不可能说的这么顺畅,以致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时空里心中不由的暗暗感谢国家感谢党。
见虞自勋接受了先进理念之后,杨锐就开始和他一起想剩下的未做完的细枝末叶的时期了,比如徽章、旗帜、接头暗语、入会考察过程、宣誓词等等等等。两人一直说到晚上,直到汪允宗通知去赴宴才戛然而止。
当天的晚宴是林长民几个作陪,言谈间就多聊了些闲话,汪允宗素来和杨锐关系良好,加上上次的“雷锋行为”,更是好感倍增,见留学生关注朱老爷之际,找到空子也帮杨锐张目了,他说道:“诸君,竟成乃我学社之西学先生,与枚叔兄并称东西大师,其游历欧美十数年,对西学尤精,沪上商务印书馆已出其著者多部,日本大书社金港堂也买其版本以为日本大学之教科书,并邀请竟成到日本大学讲学,竟成因为在学社教学是以婉言谢绝。”
此话一出,包括朱老爷在内的众人皆惊,杨锐则是脸皮厚厚微笑了事。须知这年头都是把日本的书往中国搬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书往日本出的,是以非常吃惊。林长民叹道:“杨锐先生如此年轻,可谓真人不可貌相。”复站起深深一揖,并说道:“杨先生有礼了。”杨锐赶忙站起回礼,双方谈话渐多。问及杨锐是林西安康人,说道:“留学生里头好像也有林西安康人,似乎谢晓石就是。”
杨锐想不到在这日本还能遇见同乡,大感意外。要知道就是在后世安康也是一个内陆城市,不常常见于报端,而且经济较为贫困,教育落后留学者就更加少了,而现在清末新政初期,留学生本不多,在这本不多的留学生里还有连后世都稀少的留学生,还真是少见。林长民见杨锐颇为叹,于是说道:“先生周游欧美多年,怕是少会乡梓,少闻乡音,明日我让他来先生住处请教可好。”
杨锐见他一片好意,又感觉这两世相隔还能在东京遇见同乡实在是缘分,也就点头同意,并讲自己的地址告诉林长民。当晚聚餐结束,众人就一一回了住处。晚上继续和虞自勋补充复兴会的细节之外,还聊起留日学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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