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7章 请贤
说到这，声音一下抬高起来：
“天下万民都是专制君王的私产，因而臣的职位是君王任命的，责任也是君王指定的，臣所管理的一切都是君主私人的，理所当然要处处听命于君主，那么道学家们一贯高挂在嘴边的‘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也就不奇怪了，在这些种种束缚下的臣只能把大部分精力都耗在如何揣摩上意、如何升官发财上去了，不到天下纷乱得已快要危害到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甘愿为百姓做事的。”
丁云毅连声称是：“我听说南雷先生还建议恢复宰相制度？”
“是，我在许多场合都曾经说起过。”黄宗羲丝毫没有否认：“限制君权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设置宰相。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古者君之待臣，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其次，按照封法制度， 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
他越说越是兴奋：“再次，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那依先生之意该当如何？”丁云毅淡淡地道。
黄宗羲早已胸有成竹：“当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首脑。”
这点丁云毅倒并不是太赞成的。
明朝的内阁制其实是非常先进的。虽然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却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错误，这就不是制度本身的过失了。
但丁云毅心里虽然这么想，却并没有在黄宗羲的面前说出来。
黄宗羲却接着说道：“还有一个便是学校的问题。要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设立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丁云毅微微点头，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天下的是是非非都来自于朝廷。君主所推崇的，人人都认为它正确；君主厌弃的，大家都口诛笔伐而唯恐不及。像记账、采购、搞活动、抓治安这些具体事务，都交给底下官员去处理。在这种环境之下，偶尔也会出个把人才，于是大家都觉得学校没什么用处。其实他们所谓的学校，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人人利欲熏心，总是以执政的好恶来指引自己的学术方向。这跟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实在没什么关系。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都是自学成材，跟世人所谓的学校也没啥关系。所以，所谓学校造就人才这种话，基本上就是扯蛋！”黄宗羲此时的话很有一些愤世嫉俗：
“东汉的时候，全国有大学生三万人。他们议论国事既尖锐又深刻，不替当官的开脱。当时的高官们都很怕被他们议论。宋代的时候，大学生们跪在朝廷门前，击鼓请愿，要求正直的李纲出山。上古时代的那种学校遗风，也只有在这两个例子里可以看到点儿影子。如果当时的执政者能把学生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加以改正，那么邪气就要被正气压倒，君主平正国家才能屹立。但是很多人却把东汉、宋代大学生这些事情看成是亡国之兆，却不知道国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打压言论、拘禁异议人士造成的，而这些举动，都是对学校追求真知的传统的一种破坏，怎么能怪学生们故意捣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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