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殿，就是原来皇城中的谨身殿，朱允炆在十月，接受方孝孺的奏请，按照人君之学“必以正心为本”，为了倡导一种“正心”、“正君”、“正臣”的新局面，以礼治国，德教天下，特将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并增设正心学士一职。
三日后，也就是在正心殿中，朱允炆召见了燕王朱棣，望着似乎已经淡忘了的双方，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露出一丝淡泊、陌生之意。
虽然朱允炆自从回到大明的开始，就设定朱棣是他最大的敌人，可是现在却感觉到，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因为朱棣此时在朱允炆眼里，也不过是一代枭雄而已。
世事往往很奇怪。上下数千年，历朝历代，都不乏出现大大小小枭雄式的人物。而他们有着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也有着特殊的能力，更有着无比膨胀的野心，和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之所以称之为枭雄，那就是他们缺少一点点的形势。
正是因为这缺少的一点点形势，朱允炆可以肯定，从自己穿越的那一瞬间，历史就已经改变了，朱棣注定了不会成功，开始他也是充满了猜疑、偏见和不安，但是随着回到大明的时间越来越长，朱允炆越能肯定自己的想法。
如今高高在上的俯视着朱棣，朱允炆突然感觉到，那个曾经在东宫咄咄逼人的四叔，虽然一直是他心头放不下的那块大石，但是这次见面，却怎么也让人提不起来敌意，朱棣瘦了，虽然换好了觐见时应穿的亲王衮冕服，但是仍旧掩饰不住原来方正宽厚的脸庞两侧的凹陷，眼袋也垂了下来，一向自负的美髯，虽然经过精心的修剪，但是如果仔细看上去，就可以发现其中根梢处的卷曲，衬托的朱棣愈加憔悴起来。
这就是自己一直视为心腹大患的燕王？这就是在自己曾经生活的那个历史时空的明成祖？
朱允炆坐在御座上，正心殿内除了朱棣，他还召见了黄子澄、方孝孺和尹昌隆等人，这些人都是削藩力量的中坚力量，用他们的博学，来应付朱棣的措辞。是朱允炆事先想好的，再不怎么着，自己身为皇帝，也不能轻易的表态，多几个枪杆子，正好可以说出自己不想说的话。
不是在正殿朝堂，所以也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朝仪，象征性的跪叩，起身后，朱棣得到允许，呈上自己的奏折，皇帝命方孝孺当众宣读。
“……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著，祖训具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听着朱棣的这一番说辞，朱允炆不由暗暗的伸出大拇指，真不愧自己把燕王定位为枭雄之才，能屈能伸。这次觐见，一不说朝野之间的削藩形势，二不替三王辩白，三不附和朝廷对三王的定议。
首先就把自己脱身于事外，因为削藩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朱棣就是藩王，赞同削藩就要自己做个表率，反对了则是别有用心，任何说辞都能让别人找到攻击的借口，而周王、代王、齐王之罪也是一样，如果依着朝廷给三王的定性，这就不仅将弟弟们推向了地狱，而且也将自己无形之中置身于了尴尬的境地；朝廷随时可以将话锋一转，说是燕王自己指责弟弟们，反倒是害了三王。
若是辩白，三王犯的可是谋反罪，辩白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可以趁势让朝廷个整肃燕王的机会，一个心怀不满，早已兄弟之间密谋好，这样岂不成了谋反的同案犯。
所以朱棣的这封奏折，显然是琢磨了很久。简直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坚决不授予旁人任何把柄。
将重新将三王定罪这个球踢回给朱允炆，希望皇帝“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和“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但仔细品味一下，朱棣抓住朱允炆一向奉为真理的孝道伦理。什么“幸念至亲”和“以全骨肉之恩”及“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等等，想用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亲情、家族伦理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国法高于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但在皇室之中或特殊情况下，就可以特殊对待，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殊之处。
朱棣不为三王讲情，却试图用亲情打动皇帝，因为建文帝一向孝顺，洪武二十五年的侍奉孝康皇帝朱标，在太祖高皇帝最后的这几年中搬至宫中居住贴身照顾，这些经过口碑，和大臣们刻意的宣传，早已经闻达于天下，可能就是由于这样，朱棣认为是一个突破口。
一脸的恻然，朱允炆做惴惴不安之状，旁边黄子澄看到了，心里不由既惊又怒，他本算是性格沉稳之人，此时也再隐忍不住，当即站出说道：“王爷，您这是在以下犯上的指责皇上吗？若是皇上不按照王爷说的办，是不是就不顾念至亲，不全骨肉之恩了？”
看着黄子澄的一脸挑衅，朱棣并不发怒，却也是理也不理黄子澄的话语，而是进一步奏道：“朱有爋十岁小童，怎么会知道父王谋逆？仅凭一面之词便拘禁藩王，臣怕有违先皇祖训，况且代、齐二王，见谕旨而便奉召进京，毫不相疑，岂是谋反之态，臣怕如此一来，构陷亲王成风，大势之下，怎么遵循先皇祖训“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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