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田大着胆子说了织布作坊之事后，马上得到不少乡官的附和，这倒让陈田大大松了口气，看来也不止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啊。
说起苏褔省的纺织手工业，就不得不提著名的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的历史可以上朔到明代。
明代官府经营的丝织染业，督管此业的职官亦称织造，明朝又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明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处设局织造宫廷应用的丝织品。
清初仍旧，顺治五年，清廷改由户部派员管理江南织造。十三年，仍归内十三衙门（宦官机构）派人，每年更换。康熙二年，改由内务府派官久任。康熙时，织造有以密折报告各地情况的任务。雍正初曾继续执行，雍正十三年废。
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工部，料造进宫各色绢布；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以染练绢布为主；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隶司礼监）和留京供应机房，前者专造神帛，后者备不时织造。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直各府州的二十二处织染局，嘉靖七年后约为四省直十九处。各地方织染局岁造段匹（包括纻丝、罗、绢等）的原料为本府州民间交纳的税丝；经费多出自里甲丁田税银。明代官局织造虽遍及各省，但其搜刮重心是江南地区。朝廷官局大半只从事织品染练，而皇帝所用赏赐各项段匹，主要由苏州、杭州等府地方织染局分别造解。岁造段匹虽有定额，但常在额造之外添派，且往往增造坐派远较常额为大。明代又以太监督管织造，最初督造上供段匹，后发展为兼管地方织局的岁造。这些人凭借威权，搜劫不已，奸弊日滋。
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这些供役工匠通过匠籍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劳役形式编入各地织染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苏、杭等府地方织染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属于轮班匠之类。有明一代官营织造迭经演变，苏、杭织造曾因诏令停止织造而间行间止。
各织染局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有过多次变化。变化内容主要围绕局织、市买和领织三种形式交替实行。市买和领织通常是在局织产量不足或停顿的情况下，官局用以搜括岁解段匹的补充手段。
到明代后期，江南苏、杭地区由于官局织造日趋衰落，私人手工机户包揽领织的生产有较大发展，领织成为官府对民间丝织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方式。
满清入关之后，清廷沿袭明制，设了江宁、杭州、苏州三处织造署，因江宁织造多由皇帝亲信的八旗人内务府大臣担任，称为“江宁织造部院”，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更受皇帝的信任，能直接向清政府提供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所以权势显赫。在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地区的丝织业有着长期而优秀的传统，当时仅江宁一处就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居民达20多万人，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
江宁织造在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毁于战火，大量的纺织人口流亡苏杭，而苏杭地区本就是四大丝绸古都之一，可以说受困于洋布冲击下的纺织人口不下七十万，传统的手工丝织业已经到了必须另寻出路的地步了。
若是在后世，手工的丝织品那时非常时尚而且昂贵的，但在这个时代，打破手工业传统的却是成本和数量。在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出现后，欧洲靠着工业生产的力量，把纺织业带入了全新的时代，机器代替手工极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数量呈几何级数上翻，而且质量有时候还优于手工纺织业，因此洋纱、洋布对苏杭传统纺织业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上海开埠以来，苏杭传统纺织业已经没落，就连富商大家都对舶来品趋之若鹜，一句话洋货就是比土货好。而太平军攻下苏杭后，废除满清的设卡厘金、关税等内陆苛捐杂税后，虽然极大的鼓舞了工商业流通，但也成为压倒苏杭传统纺织业最后一根稻草，带着时代变革阵痛的矛盾自然不可避免的爆发出来。
不过苏杭乡村手工业也有曾今辉煌的时候，在鸦片战争之前，因为手工土布的质量好，中国农村土布输出到英国，数量仍超过英国输入中国的洋布。同时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禁止民间穿用和仿造纺织精品，实行技术垄断，又有阻碍技术普及的消极作用，以致有些纺织绝技常常失传。加上苏杭纺织手工业分布的零散，难以形成合力对抗洋布，是以民间纺织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对于提出问题的陈田他看不到也想不到造成这些冲击的种种原因，他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是外来的洋布导致他们生产的土布卖不出去，是新政减除了那些苛捐杂税之后，导致洋布的价格进一步低廉，让他们血本无归的。
西王似乎没有解释的打算，他只是沉声说道：“江宁、苏杭的织户在籍的有二十七万余户，大多都集中在苏杭等地，苏州的苏绣又是天下一绝，苏州吴县的钱慧、曹墨琴，吴江的杨卯君、沈关关，无锡的丁佩、薛文华等人的佳作，皆名垂一时。时至今日，苏杭的织户也该当想想如何变通革新，就像盐漕改革那样，不改不变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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