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沈清猗正在广州。
朝廷的谕旨抵达扬州后, 沈纶当即将扬州治疫的后续事务交付给扬州刺史，又将江东道的公务暂付给驻扎在外的两位布政副使，便带着太医署医师和道门道师，以及部分扬州本地大夫南下泉州。
不到两日又在路上接到了朝廷驿传的第二道急令, 说广州也爆发了剧烈霍乱瘟疫，令沈纶分两路救援。
沈纶便亲自率一路人员继续往泉州；另一路由太医丞胡汝邻为负责人, 率领一半医师和道师转道前往广州。
其中道门的道师一部分由至和至桓率领往泉州；另一部分则由道潇子率领往广州，沈清猗便在去广州的队伍中。
广州是沿海十多个市舶司城市之首, 虽然昭宗时期泉州市舶司成为后起之秀, 势头逼人，但广州仍然占据龙头位置，州城的繁华和人户之众还超过了扬州，仅官府设置的两个外国人居住坊, 就有超过三十万户外商, 每日进出海港的唐商外商不计其数，而瘟疫就是从南洋的商船带来然后在广州城爆发并传染开去。
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时广州四城已经封锁。但因为个中一些原因, 城门封锁前已经有一部分百姓逃了出去。虽然岭南东道布政使会同本道防御使立即下令各州刺史和折冲府封锁干道捉拿逃逸者, 但岭南山多林密, 小道秘径极多，逃离的百姓很难全部堵住，这就埋下了瘟疫向外扩散的隐患。
但布政使衙门和广州刺史府已经顾不得外面的隐患了，因为广州城内的疫情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
全城有三分之二的坊区都出现了疫情, 短短几日内疫民已经三四万人, 而且每日都在增加中, 包括官府的官吏和广州折冲府的府兵都隔离了一半。看守隔离区的人手严重不足，不得不从潮、惠、连等州的折冲府调兵入城。但府兵们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意去疫地，即使防御使下达了调兵令，折冲府也以设立防疫关卡守御本州为由，只派遣了二三十员府兵过来，还是挑拣的那些平日不服从命令的桀骜家伙或偷奸耍滑的人物，自然心怀怨言。广州城在兵力单薄的情况下，依靠弓.弩射杀了一百多人才震住暴动的人群，但在血腥镇压下面却是汹涌的暗潮，无论是关押隔离的百姓，还是负责看守的府兵衙役，心里都怀着恐惧或怨愤，绝望的死气已经在蔓延，当绝望到极点时，就有可能如山洪冲堤般摧毁一切。
岭南东道布政使崔延陵累得发病不能理事，两位布政副使一人染疫暴卒，一人必须驻守城外，不能让三位行政长贰官都困在疫城里，于是广州疫情的重任全压在了广州刺史虞廷芳的身上。
崔延陵尚未发病的时候，身为甲姓博陵崔氏的家主，还能震得住场面。但乙姓出身的虞廷芳在威慑力方面就不及崔延陵了，尤其城中有不少的甲姓戚属，暗地里搅风搅雨，给虞廷芳施加压力，威逼放“无疫士人”出城。
但虞廷芳怎敢放人？谁知道疫病的潜伏期有多久，这些目前没事的权贵是不是真的没有携疫？更关键的是，放出一人就等于开了口子，怎么压伏得了城中人心？本就暴躁欲起的暗潮很可能就会如山洪般“轰”的倾泻。
虞廷芳宁可顶住压力，得罪城中所有权贵，也不敢放开这个口子。但他能横下心当铁门杠，却抵不住手下人的蠢蠢欲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人串通城门官夜里偷摸出去，那时引发的后果不堪设想。
虞廷芳在这内外压力下，短短几日内头发就白了一半，瘦了十多斤下去，恨不得也如崔延陵般累得躺下去。但他再累也得撑着，一躺下去，广州就完了，人群冲出去岭南东道也就完了，甚至祸害到邻近道……这后果会稽虞氏担不起！
虞廷芳已做了最坏的打算，用吊篮给驻守城外的布政副使宋继登去了密信：出去一人，射杀一人，勿论出身。
当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城外时，便见营帐一座连一座，整个岭南东道三分之二的府兵都调集在这里，还有临时征调的折冲府后备役僮人保甲，分四营持弩来回巡弋，封锁了广州城。而城下已经染了血，暗红的血渍让城外官兵也如城头上的官兵一样，沉抑得如同压了块石头。
宋继登在城外也和虞廷芳一般，饱受压力：前面的人还只是派出来试水的，身份不贵重，杀了也就杀了；但若虞廷芳压不住，城内权贵联合起来暴动，打开城门冲出来，他真能横下心全部射杀吗？
——无论杀或放，他的仕途都是毁灭。
宋继登搁枕边的密匣中已经锁了一摞纸条，都是城中权贵递出来的：陇西李、兰陵萧、清河崔、河东裴、京兆韦、京兆杜、陈郡谢、琅琊王……除了博陵崔氏因为崔延陵的缘故没有递条外，二十二家甲姓，包括皇族宗室在内，就如同二十二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头顶上。
他急切盼望朝廷接到奏报后立刻派有分量的大臣过来：责任和压力，都有人分担。
所以当扬州一行人带着誊抄的诏旨和沈纶的签令过来时，简直就是天降甘霖，救人水火，城外城内的宋继登和虞廷芳都忍不住飚泪了，心里直道：天不弃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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