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详细说明”中例举了地方官员的一些支出，例如县衙其实只有三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廷官员”，而知县如果不自己聘用师爷帮忙处理一些庶务，其实绝大多数是管不好一个县的。
然而聘用师爷的花费朝廷根本不管，以知县自己的俸禄又不够花，那他不腐败才怪了，总不能指望大家都亏钱做官吧？要是都有那个觉悟，大明早成君子国了。
师爷问题只是许多花费其中之一，总之大抵知县的收入不够是大明自开国就有的底层BUG，不仅要改，而且要分步骤、彻底改。
例如就说这个师爷问题，高务实除了加薪之外，还建议将聘用吏员直接纳入常规财政支出项目，如他说“可使上县准聘师爷者三人，中县两人，下县一人，定以月俸，例由朝廷供养。”
除了师爷，还包括其他常备吏员、衙役等，也在高务实“朝廷供养”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显然会大大提高朝廷的支出，皇帝犹犹豫豫不敢答应也正是因此。不过高务实在“详细说明”里给他算了算账，或者说给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分税制。
在这个建议里，高务实终于对困扰大明两百多年的税法真正开始动真格了，他提议将商税设为常税，然后按照产品、商品门类确定税率。大致是涉及基本民生者低税，附加值高者高税，暴利者课以重税。
按照他提交的“详细说明”来看，至少没人敢说他以公谋私，因为京华自家的产业起码都是“高税”起步，还有不少行业达到了“课以重税”的标准——老规矩，我自己先交，你们嚼舌根之前不如先好好照照镜子。
不过，高务实也不是说商税就要全部由户部征收，既然叫分税制，那么“分”就是个关键所在。
如今这个社会比不得后世，哪怕是收税，付出的行政成本也是远高于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的，很多东西也没法精确计算，因此高务实也只能搞一个比较粗略的一刀切：商税收入中枢拿六成，地方拿四成。
至于你说地方也有好几级，总督、巡抚、布政司、州县等，这些事户部就不管了，怎么分那四成商税可以再议，反正户部要拿六成，以确保中枢的财政权威。再说，户部又是给你们加薪，又是帮你们分担了师爷、吏员、衙役等经常性支出项，拿大头不是理所当然？
高务实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不管是皇帝还是百官，对他的目的都肯定还有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这样改革之后会对地方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他们就不大可能明白——不过时间久了可能会反应过来。
这事说来也不复杂，在之前的大户部改革之后，地方上不少原先可以截留的银子被要求上缴，现在又经过商税改为常税，那么这商税就会成为地方收入极其重要的一项。
任何地方衙门肯定希望自己手里的银子越多越好，但这商税是户部统核统收的，他们地方做不得多少假，因此唯一提高商税的办法就是让当地商贸变得越来越发达。这就倒逼地方官甚至那些不算官员的吏员们，都不得不想方设法维护营商环境，从而就促进了地方发展。
呃，这么做会导致房地产泡沫吗？那倒不会，因为大明的商税收得非常粗糙，买卖房屋根本不交税，地方上也没有多少“土地财政依赖”存在，不会有意愿推高房价的，毕竟房价高了其实是导致营商成本提高，对当前大明的地方衙门不仅并无好处，反而还有坏处。
这个做法和高务实以往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他相信无利益的强迫最难长久，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他的改革一定要让执行改革的人或者集团取得部分利益，为此不惜“捆绑销售”。
根据他的经验，只要有了明确的好处，执行改革的人就会有动力去推进，哪怕有一天他高务实不管这茬了，这制度也能继续推行下去。
当然，任何改革都是要跟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搞不了社会主义，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不过，那要么是将来下一步改革要做的事，要么甚至不是他高务实此生能见到的，只能相信后来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解决了。
这个“详细说明”呈上去之后，又等了两天，皇帝依旧没有批复，但却把高务实召进宫中当面详谈了一个下午。之后，司礼监终于批红了票拟，虽然没有同意全国施行，但却准许了“南北直隶率先试点”。
试点，这个做法似乎成了实学派二十年来改革的标配。从高拱时代开始，实学派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先做试点，试点效果好才开始逐步推广的。这一次高务实托名官员加薪、实则施行分税制的改革也按照这个套路走了，倒也不错。
这件事实上影响巨大的大改革，就如此在满朝上下的默许下波澜不惊地翻页了，而此事刚刚尘埃落定，朝鲜方面忽然送来了一道请求册封的奏表。
要册封的当然不是朝鲜国王李昖，他这国王干了许多年了，早在登基之初就经过大明的册封，合法性毋庸置疑，不必多此一举。
现在朝鲜请求大明册封的是世子，也就是光海君李珲，不过这个请求却不是李昖发来的，而是光海君李珲被李昖封为世子并领导分朝之后，由分朝的臣子们搞出来上表给大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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