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将急劝：“据报倭寇正在围攻黄石山城，但照末将估计，黄石山城陷落也必在几日之内，这全州为全罗道的核心，但我们只有两千余兵马，南原兵力比我们更多且有北境骑兵压阵都难撑五日，我们这两千弱旅又如何守住全州？还是赶快再向朝廷请求发兵救援吧。”
金钟一道：“朝廷总兵力说是十余万，其实勉强能看的也不过数万，还都分守各处，如何能挡二十万贼兵？原本指望能坚持到明军来援，谁知三年过去，我军面对贼兵仍是不堪一击，如此则意味着分兵救援无异于自寻死路。
事到如今，恐怕只能合兵一处，集中防御才是上策，否则只会被倭寇分别歼灭。至于全州……已是必然难保，所以我等要趁倭寇到来之前撤出全州，返回汉阳。”
副将劝道：“将军还请三思，未得军令擅自撤出所守城池将被视为临阵脱逃，是会军法从事的，如此岂不冤枉？不如还是先向都元帅请令之后，再撤出全州为上策。”
然而金钟一却厉声责问道：“倭寇进兵迅速，沿路守兵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眼下倭寇朝发夕至，全州危在旦夕，我们孤立无援，若先向汉阳请令，待撤出命令传到，全州早已被倭寇所占，而我们也早已尽丧于倭寇之手。
这般窝囊死法，对倭寇造不成任何有意义的损伤，于我国家大局有何益处？不如早早撤出，与汉阳合兵，既能为保卫汉阳出力，也能保住将士性命，不必在此地枉死。”
副将跪地不起，抱住金钟一大腿连声劝道：“您虽为士卒们着想，只是末将担心回到汉阳后，领相和都元帅不会听您解释啊！
将军，李福南如今生死未卜，若是战死沙场还能全家抚恤，若其单骑逃归，也可能还念其血战而从轻论罪。您此举却是未见敌寇、未得军令而先行撤离，只怕无论如何难逃一死，请您务必谨慎，末将愿快马加鞭前往汉阳请令，必在倭寇到达全州前赶回来向军门复命。”
金钟一哪里肯听，他此刻只觉得多留一日都可能被倭寇围困，迟早都是一个死，不如先撤离全州，然后看看能否想办法联络朝廷之中的得力人士，来个花钱消灾，因此大喊道：“倭寇近在咫尺，任你如何疾驰往返，也断不可能赶在倭寇之前。为保全军将士性命，现在就必须立刻撤出全州！
我之所虑正是大势所趋，之后朝廷也必有军令让各地守军撤回汉阳。至于领相和都元帅那里，我自会向他们二位解释，你不必多言，立刻传令全军，撤回汉阳！”
全州百姓听说官军将要撤回汉阳，纷纷阻拦劝谏，苦求官军坚守全州。金钟一大怒，怒斥这些百姓根本不识大局，不知兵法，于是干脆传令全城，如有不想死于日军之手者便随他撤往汉阳，官军绝不会再坚守必将失陷的全州以便保存实力。
全州的官吏百姓为保身家性命，最终也只得紧急收拾行囊细软，跟随金钟一撤出全州，一路由官军护送撤往汉阳。
日军左右两路在分别攻克南原及黄石山后，果然同时向全州进发，十九日顺利占领全州空城。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合后，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随后定下军计。
日军由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太田一吉、竹中重利为监军，北上攻取公州；长宗我部元亲、锅岛直茂、吉川广家、池田秀氏、中川秀成划归左路，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
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势如破竹，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而工匠、儒生等则尽数收押，分批次押运回国。
全州军议过后，仅仅数日之内，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
南原、全州及全罗道、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
不过，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
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当年漕军骚乱说起。自戚继光受勋成为海宁伯，率部分禁卫军南下威压之后，漕军动乱迅速平息，数名首恶被严惩，而绝大多数人几乎没受波及，依旧继续过去的漕军生活。
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东厂、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终于在吴逊(吴兑之子，京华宁波港负责人)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
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商集团早和日本各路水军有深深的勾结(注：前文曾较为详细的说过明朝沿海海盗的来历，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日本“水军”，即各路海盗，他们后来基本都被丰臣秀吉收编。)，大明开海之后这些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些日本“水军”切割，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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