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来到泗川还不到一个月，泗川小城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军事要塞，在原先的四方四门基础上加出来四个三角形的前突，变成了八边形棱堡构造。
当然，相对于此时京华的工程标准而言，这个棱堡的相应设施还不够完善，只是已经具备了棱堡的基本构型，可以在火力发挥等方面起到作用。
这其实正是高务实底线思维的一种体现，他在安排莲花山防线的时候就考虑过万一防线被突破，或者日军正面进攻莲花山而分出一路偏师奇袭泗川的可能，因此早就在泗川建造了简易要塞。
高务实在大明军队之中超高的威望有一点也来源于此：他在领兵作战时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文官老爷，不仅全程骑马不坐轿，也和武将一样睡行军大帐，在简易工事中安之若素。
他从不去搞什么平权，不会跟普通士兵说见了他不必下跪，但他总能对得起他的职责，在朝则为相，在军则为帅，允文允武，称其所司。
高务实从不与刘馨之外的任何人谈论皿煮，甚至即便与刘馨谈论，也大抵是为了说服她西式皿煮在大明行不通。为此，他还特意为刘馨解释过，后世西方一说皿煮就扯古希腊纯属鬼话。
能代表古希腊的主要是斯巴达和雅典，其中的斯巴达肯定不皿煮，这一点根本不必解释，稍微有点欧洲史了解的人都很清楚。那么关键问题在于雅典的皿煮与后世西方的皿煮究竟是不是一个东西，或者至少说是不是一脉相承。
答案是否定的。
后世的皿煮，至少从其文字本意上来说应该是民意主导的国家，其由于行政架构和治理手段等原因的限制而不得不采取了代议制。
那么，雅典的皿煮是这么回事吗？并不是，雅典的皿煮从来不是全民、全社会的皿煮，而是一种精英政治、贵族政治。
一方面，雅典的皿煮政治是雅典的非精英阶层对占少数的贵族阶层所扞卫的贵族价值观系统而有力的冲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一种有效的政治构架，带给了那些哪怕是最穷的男性公民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也同样成功地将自由赋予了最大多数的普通人。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隶、妇女和其他非公民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贵族的价值观。
简而言之，雅典的阶级层次非常明确，真正的贵族以及雅典的男性公民，事实上都是统治阶级，而普通雅典女性、统治区的非公民、奴隶等，则是明显的被统治阶级。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绝大多数也极其反对皿煮，不少哲学家将非精英的皿煮称之为暴民政治——那玩意儿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后世西方认为的“极右翼”，搞的都是反智民族主义那一套。
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们更认可的是人人按照能力各司其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皆是如此。这其实和中国古代的思维非常相似，就是星辰列宿各有其位，只有遵循各司其命的原则才能最接近于天道。
但是，希腊或者说整个欧洲长期以来没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贵族高官的能力是否配得上他的职司，如果不能的话，如何把出身底层但能力上佳的人捧上高位？
希腊先贤们曾经做过许多思考，甚至有人跑去西西里岛试验过，但都失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某个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国家只有一个，不巧正是中国。
科举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诚然，科举制本身也有问题，其中到了大明时期最大的问题在于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否真的具备治理能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举制的问题在于考题的指向性，而不是选拔手段本身。也就是说，要让科举制发挥更好的作用，不必改变考试制度本身，而只需要改变考题指向性——简而言之就是别只考四书五经。
高考公平吗？也许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谁能否认它已经是当前最公平的方式？
所以，孟德斯鸠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领袖人物，之所以成为中国科举制的铁粉，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按照西方的思维来看，它解决了“哲学家治国”的核心难题，即如何以能力决定其人职司。
高务实不搞后世西方的那套皿煮代议制，很大原因就在于此——你本来就比人家先进，你还非要回头学人家，那和主动“被发左袵”有什么区别？
况且代议制走到后来还出现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生产力先进时期看起来运行良好，一旦生产力的相对优势开始下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出现两极分化，互相攻讧，彼此拉着对方一起跳坑。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神教思维体系的深层次BUG，即二元对立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而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阴阳调和，万物相生”之类。
没有黑暗，何其为光明？光明照耀不了黑暗，黑暗吞噬不了光明，二者永远是互相依存的。这样的道理，一神教下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理解不了，也不愿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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