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确有以小制大的传统，但在朝廷中枢而言，以大驭小却也是必须坚持的体统。高务实的这一手毫无疑问就是要用“以大驭小”来压制“以小制大”。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办事的过程中永远要讲究就事论事，要讲究一个“谁负责”的问题。
这就好比无论你如何强调“以小制大”的重要性，当朝廷出现方面要务之时，也往往免不了要设立一个临时的经略来掌总一切。
现在的情况就很类似：既然要参与督办翊坤宫调查，而且是和东厂并行，那么就一定得有一个能和东厂提督在权威上足以分庭抗礼之人来主持，方能确保外廷不会反过来成为东厂的小跟班。
六科的两位科长虽说可以以小制大，但这个以小制大毕竟只是监督层面的，其在话语权层面肯定争不过东厂提督，因此就必须明确外廷的“调查组”以左都御史为首。左都御史身为七卿之一，乃是堂堂二品高官，背后又有内阁支持，那就完全可以在厂督面前挺直腰板说话了。
这些年大明对外战争接连胜利，而这些胜利显然都是外廷取得的功劳，因此如今的外廷绝不会容忍自己的话语权比不过内廷，那么推出左都御史作为外廷在调查中的代表就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既然左都御史此去是代表整个外廷，那么两位科长自然也不能——至少不应该和他唱反调。由此，左都御史萧大亨就拥有了“以大驭小”的合理性，且此时“以大驭小”的优先级将必然压倒“以小制大”。
萧大亨是实学派官员，钟兆斗是刚刚弃暗投明的赵志皋门生，双方至少在这件事上肯定站在同一个战壕里，那么剩下一个钱梦皋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呢？
你是科长不假，六科地位特殊也不假，但人家钟兆斗也是科长啊。如果你的意见被钟兆斗反对了，双方好比打成一比一平，则此时谁拥有一锤定音的力量？当然就是萧大亨。
由此，高务实就完成了对外廷调查权的实际控制。沈一贯脸色阴沉，却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反制之法。他此刻终于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高务实的确年轻，都眼瞅着要做首辅的人了，却还不到四旬年纪，可是他在朝中的势力着实太过可怕，真真正正是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哪哪都有他的人。
一时之间，沈一贯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在和整个朝廷作对，这让他甚至感受到一种宛如窒息般的压力。它不是排山倒海呼啸而来，却犹如将人置身万丈海底之下，无论自己发出怎样的呐喊与吼叫，回应自己都永远只是深深的死寂与倒灌的海水。
纵然是沈一贯这样的人，此时也难免有些后悔。是不是真如赵志皋暗示的那样，不该把路走死？
可是，你赵志皋那是年老多病，对高务实毫无威胁，所以你打起白旗投靠他，他才的确可能放你一马，然而我沈一贯也能这样做吗？
不能啊！我沈一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而且早就被很多人认定是心学派中唯一还能对抗高务实的人选，我怎么能投他？就算我肯，他也不会接受啊！
我之前那么多布置，他高务实不说全都了如指掌，至少也大多都已经有所发觉。此时我去找他说之前那些事都是开玩笑，叫他莫要当真，这连三岁小孩都不会信，何况是高务实？
除了这些之外，沈一贯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原则无法背弃：高务实对于朝廷财政的认知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不光是他，应该说整个江南财阀集团都不可能接受。
高务实这么多年把持财权，其最基本的理财思路其实就是“人人纳税”。然而对于沈一贯和他的同类们而言，“人人纳税”本就是不能接受的，何况高务实的“人人纳税”还不是“人人纳同样的税”。
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很多，就不赘述了。简而言之，高务实的理念是：人人皆纳税，但是穷人少纳税、富人多纳税。
这就完全是站在了沈一贯这类人的对立面，势不两立的那种。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我们读书也好、为官也罢，不就是为了福泽全族、恩荫子孙吗？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纳税，至少也得是少纳税，怎么到你这儿还TM反过来了？
要是还得多纳税，那我读书做官是为了什么？治国平天下？开什么玩笑，这国又不是我的国，这天下又不是我的天下！
哦，我帮皇上治国，帮他平天下，完事之后我还要多纳税，凭什么啊？凭我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
正如高务实在改革之前就知道的那样，这种思维是很难改观的，因为家天下的统治很难激发出内部万众一心的团结。
皇帝、官员、豪绅、百姓等，大家各有阶级，他们原本就不平等，而且所有人还都认为这种不平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古已有之”。
于是，居于社会上层的人拼命争取的只是确保自己永远留在上层，而社会底层的人则拼命争取跻身上层。等到无法跻身上层时，他们一般会麻木，但倘若此时发现自己在无法跻身上层的同时，连生活乃至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还等什么？只好反了。
那么，什么叫上层？如果抛去复杂的定义，可以说在大明这样的封建王朝之中，能压迫、剥削其他人的人，其实就位于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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