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
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１９２５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
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
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
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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