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是超时了，但看起来似乎比中央军要好一些。
因为中央军那里仅仅是开拨就出现了问题。
内务府包衣营有队士兵拒绝出征，在上官威逼之时竟一哄而散弃营而出。
事后统计，逃走士兵多达百人，仅仅抓回了十三人。
虽然此事被钮伦保压住不报，将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还是传到了祖应元这边。
对此，他只是笑了笑。
因为他知道，鬼子六的黑手已经启动了。
关于清军即将大举进攻黄州的消息其实早在湖广绿营开拨第一天就走漏了，因此祖应元估计黄州境内的兴汉军必定会以黄安城为中心，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阻击战。
要知道黄安可是黄州城最北端的门户，清军一旦占领此地，既可以南下直接进攻黄州城，也可以东进扫荡黄州府辖各县，完全孤立黄州城。
理论上，哪怕攻不下黄州城，只要能压得城中守军不敢出来，也变相达到了切断武昌同黄州以及东边九江的联系。
故而，祖应元估摸一场恶战避免不了。
如何在这场恶战中保存实力，尽可能的把“友军”一一送走，是个不小的工程。
可让祖应元没想到的是，黄安竟是一座空城！
兴汉军完全放弃了这座城池。
虽不知道兴汉军为何不守黄安，祖应元还是让士兵在城外放了一通火铳，并打了几炮，然后象模象样的向协办大学士报捷。
得知黄安已下，钮伦保喜出望外，亲自带领归其指挥的圆明园护军营赶到黄安，两天后另两支八旗中央军也陆续抵达黄安一线。
一支是4000人的内务府包衣营，一支是3000人的火器营。
内务府包衣旗又称“上三旗包衣护军营”，虽是包衣出身，但同样隶属八旗中央军，营兵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马甲选拔。
标准除了能骑马拉弓外，就是必须乃“辽人”。
也就是营兵祖上只能是太祖太宗时期就归顺大清的汉人。
此类汉人在清廷眼中的忠诚值甚至在蒙八旗之上，故而乾隆裁撤汉军八旗时也要求先裁“本系汉人”，“辽人且后”。
内务府管辖的“辽人”后裔地位也较汉军、蒙古为高，甚至下五旗满洲也有所不及。
自圣祖康熙朝以来，包衣出身的重臣督抚约占五分之一，可见朝廷对“辽人”的重视。
指挥内务府包衣营的满洲正黄旗出身的护军统领巴达玛，此人曾祖父便是满洲第一状元，曾做过两江总督的麻勒吉。
火器营前身是驻防绥延的八旗兵，后奉密旨进京平乱，在时任九门提督的睿亲王撮合下获得入京编制，整营改编为火器营。
管理大臣是原绥远驻防八旗参领伊尔登。
各部清军陆续抵达集结地后，钮伦保以专理军机的协办大学士身份召开军前会议。
会议内容主要是围绕如何攻取黄州城。
祖应元提出兵分两路，一路攻击麻城后向罗田进军，之后转向西南攻打黄州城。
一路由黄安直接南下攻打黄州。
如此部署，一是可以分散黄州境内的贼军；二是可以东西合围黄州，减少攻城难度。
圆明园护军总统大臣索诺木策凌却认为应当先攻取麻城，因为据细作探明麻城驻有贼军一个师并一个旅，有贼三五千人，是黄州境内仅次于黄州城的重镇。
若不能一举拔除，麻城以东的贼军各部必然蜂涌而至，届时不仅会让清军困顿于麻城，也会对南下攻击黄州的清军构成侧翼危胁。
巴达玛同伊尔登对如何打没有明确意见，反正执行军令就是。
最终，钮伦保采纳了索诺木策凌的意见，命索诺木策凌指挥圆明园护军，巴达玛指挥包衣营，并同湖广绿营主力将近两万兵马进攻麻城。
火器营则屯于桃花镇一线，防止黄州贼军来援麻城，同时保障清军粮道安全。
许是湖广绿营前番进展缓慢惹得协办大学士不满，竟是亲自坐镇湖广绿营督促进军。
对于这位好像空降般骑在自己头上的协办大学士，祖应元暗地里自是不服，但明面上也不得不做出服从的样子，调集新达苏同玛德里的两镇主力配合八旗中央军向麻城发起攻势。
守卫麻城的兴汉军面对清军的大举来攻，并没有同放弃黄安一样轻易弃守，而是凭借前番缴获的清军火炮凭城坚守。
战事异常激烈，清军各部轮番猛攻都没能拿下，就是湖广绿营也折损了两百多人。
从前番出城逃难百姓口中得知，守卫麻城的贼军主将名江庆安，并非湖北本地人，而是打小金川跑出来的贼将。
江庆安麾下有四千余众，其中最能打的是一支名为忠贞营的部队，战兵只有六百余人，但皆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有金川遗孤，也有江庆安入湖广后收养的孤儿。
“忠贞营？”
祖应元眉头皱了皱，小时候他在家看过一些关于明朝的书籍，其中有一本讲到过李自成的余部后来归降明朝组建为忠贞营，一直同大清兵对着干，直到康熙三年这支明军余部才彻底被剿灭。
显然，麻城内那个叫江庆安的贼将将亲兵营取名为“忠贞营”，多少与那明军忠贞营有些关系。
念及于此，祖应元便有心劝降江庆安，好能够保存这支反清力量。
毕竟城中守军只有四千人，而围城清军是他们的五倍还多，并且火器远胜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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