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底的时候，卡门尔-盖博的一系列文章见报了。
他先以《热那亚人的经验》为题，对在热那亚行省发生的新气象进行深度报道，他所讲述的内容给圣城人极深的印象，因为南方尤其是热那亚的日新月异跟北方人固有印象截然不同，进而卡门尔又引导了后续的大讨论。
究竟一个国家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真正职责是什么？发展经济、增加就业，而不仅仅是着眼于收税。卡门尔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发展是硬道理。
与此同时，圣城《正义者之声报》和普瓦图的《热那亚人报》连载了肖恩的著作《国富论》。
就欧罗巴现今的经济形态来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到了一个顶峰，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传统的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以及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国富论》出现的正当其时，也是呼应了卡门尔的一系列报道。当然此《国富论》非彼《国富论》，比如肖恩在承认“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就特别强调了政府开支的作用，这与当前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政府应该开源节流，勤俭发家，并且介入经济越少越好。
肖恩以热那亚修建铁路及海军采购铁甲舰为例，说明政府开支，对于促进生产，保障就业以及促进消费，进而带动经济的巨大作用。这并不影响政府税收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必然扩大了税基，热那亚快速增长的税收就是明证。
肖恩当然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张目，夹私货。
但他的一系观点令学者们耳目一新，就连首相和财政大臣也经常讨论肖恩的著作，肖恩之名再一次在圣城引起轰动。
毕竟圣城是帝国各种思潮最活跃的地方，只要不是公开喊谋反，任何荒诞的言论都是被允许的。
卡门尔的报道及肖恩的著作隐含着的意思，可以归结为“改革”一词，这其实是首相和自由派学者们，包括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贵族之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共同观点。只不过不同团体的真正内涵不同，有的人简直就是要喊出推翻帝制的口号。
但在帝国疲弊的现行体制下，改革只能小打小闹而已。
皇权与所谓自由平等之间的天然矛盾，首都与地方的区别，一个行省与另一个行省之间的差异，特权阶层以及内部的差异等等，在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更是积重难返。
有些人意识到，光靠局部的改革恐怕很难奏效。
在皇帝和首相看来，把改革税制以达到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就算作是了不起的改革了。
身在普瓦图的托雷斯伯爵自然也看到了肖恩的文章，他想当然地把这视作肖恩向皇室的示好。
在普瓦图停留了三天，总督为他举办了好几场宴会。
托雷斯伯爵借这个机会，与普瓦图的上层社会广泛接触，他在摸底普瓦图人对显贵会议看法的同时，普瓦图人也在试探召开显贵会议的真正目的。
这里的人虽然关注时局，关注北方的战争，并且当面表示忧虑和愿意为皇帝分忧的忠诚之心，但显然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周围，仿佛他们与北方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托雷斯在离开普瓦图前，与肖恩进了一次密谈。
他们商谈的无关国事，而是一桩生意。肖恩旗下的公司康氏动力和康氏造船，以合理的价格分别为托雷斯家族名下的商贸公司提供船用蒸汽机和螺旋浆及配套零部件。
但这项交易最大的难题不在于托雷斯家族说服或者迫使北方的造船厂采购，也不在于托雷斯家族帮助阻止北方同行侵权，而在于将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运抵北方。
为此肖恩承诺立即着手建造两艘武装铁甲货船，专门用来运输这些机器。
事实上铁甲货船本就在肖恩的计划中，康氏造船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建造民用船只，这块市场是海军订单的无数倍，但这需要时间完善。
史上第一艘试验型的铁甲船热那亚人号就是一艘小货船，那时候肖恩甚至没想到鱼妖的兴起。
船舶设计师们根据前期建造的经验，准备把这艘小船放大，增加适当的自卫武装，以适应海上需要。
送走了托雷斯伯爵，转眼新年就到了。
1833年的最后一天，玫瑰园装饰一新，中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宴会。
皮埃尔、费奇、卫斯理等心腹都有份参与，按惯例，他们三人都收到了肖恩的支票。数目绝对让他们满意，当然这跟他们未来可能拿到的分红没法比，前提是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让分红成为可能。
当年收养的孤儿们也循例参加，他们当中有人很快就要中学毕业，肖恩准备推荐他们去普瓦图大学就读——这些孤儿未来是家族可以信赖的好帮手。
唯一令肖恩有些遗憾的是，他想到了萝丝，这个女杀手消失的无影无踪。
管家克利夫兰则是兴高采烈，因为他听到了传言说，自家的子爵有可能会被皇帝册封为伯爵，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子爵的婚姻问题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仍与那位伯爵夫人保持着任谁都能看出来的情人关系。如果子爵娶了她，克利夫兰当然不会的反对，但继续这样拖着却不是一个正确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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