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田兰千恩万谢的从宣室殿退下，并被王忠低调指引到宫内的少府属衙，拜会少府属衙的头头田叔之后，刘弘独自走出宣室，在几名宫内侍郎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处凉亭。
与后世影视剧中所展现的所不同，封建时代，起码汉初的皇宫内，基本不存在‘御花园’这种透露智商的场所。
如刘弘此时所见——放眼望去，只一座略显些破旧的凉亭，屹立于一片方圆百米以上的‘荒漠’之中。
别说树木灌丛了，就连花草都少的可怜。
凉亭周围百米，除了几条交汇于凉亭的石砖小道外，俱是以泥土夯实的土地。
而皇宫内之所以采用这种毫无观赏性的设计，主要原因还是防患于未然。
——花草树木、假山水池，可是最好的藏身场所！
如今汉立不过二十余载，战国之风在民间依旧浓厚；若刘弘下定决心去查，必然能发现几乎每一家勋贵府中，都有那么几位写做门客，独坐死士的荆轲之‘后’。
虽说自汉立伊始，关中就被老刘家当做最后的基本盘来运营维护，基本不太可能发生‘关中人行刺圣驾’的事件；但统治者的人身安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首先需要保证的。
撇开别的不说，光从前段时间，匈奴使团耗时不过一个多月，便将外交状况禀告此时远在幕北的单于庭，并得到冒顿的外交指示来看，刘弘就敢断定：恐怕就连都城长安，都不乏衣衫右衽，束发净身的匈奴奸细！
来到凉亭内，打量着陈年立柱上早已凋零殆尽的漆皮，刘弘暗自摇了摇头，待等身边侍郎在凉亭之内铺下筵席，摆上矮几，刘弘方上前坐了下来。
若说汉初，高皇帝刘邦属于暴发户的气质，文景二帝则是铁公鸡的形象，那在正史上被认为是汉室第五位皇帝的猪爷，无疑便是‘败家二代’的形象。
如刘弘此时所在的凉亭，都不用想，其建成日期必然和未央宫的完工日期相仿；刘邦整个皇帝生涯奔波于平定诸侯叛乱，在皇宫内的日子估计还没临幸吕后的日子多！
没住几天，就意味着这座凉亭只要没塌，就不会被刘邦注意到。
至于惠帝刘盈更是不用多说——曹参身为汉相，却在汉初的舆论中隐隐得了个‘兼皇帝太傅’的风评！
就连废黜御道，都逃不过曹参的口水洗礼，就更不用提宫廷翻新了。
至于原本历史上的文帝刘恒，那更是夸张——发现一座凉亭造价需要百金后，直接做出了一副大妈问价兰博基尼的姿态，赶忙放下了这个打算。
景帝刘启，虽然因‘棋盘侠’的政治污点而被历史刻意的淡化，但光一个‘文景之治’，就足以证明刘启也不是什么铺张浪费的人。
再者说了，除了棋盘侠之外，景帝刘启可还有一个在汉时更为响亮的绰号：赐剑狂魔！
靠着连续几代或主动或被动抠搜的皇帝，老刘家才将天下民心牢牢攥在了手中，即便面临吴楚七国之乱那般，大半个国家陷入叛乱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强硬的坐稳天下。
就连大兴土木，于长安城以西兴建建章宫，以为居所的武帝爷，之所以能在晚年凭借一纸罪己诏，将天下逐渐涣散的民心收拢回来，也与汉初这几位皇帝的‘抠搜’太不开干系。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武帝后期的状况或许也就那么一回事；但实际上，武帝后期，被频繁的战争和逐渐繁杂的苛捐杂税折磨的底层百姓中，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
注意，不是趋势，是已经起义了！
若猪爷最终没有下那封罪己诏，只怕那伙起义军，在历史上就不会再被笼统的称之为‘乱军’，而是被某位史官单立一侧列传，如‘x胜x广列传’了！
能凭借道歉让社会重回安稳，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只可能发生在汉室，发生在文景二代皇帝之后五十年以内。
后世物论中，文景二帝自然是勤俭持家，抠抠搜搜攒下与匈奴决战经费的正面形象；而武帝猪爷，则是在鼎盛的武功之余，落下一个‘铺糜喜奢’的负面评价。
而在刘弘眼中，无论是三菜一汤的文帝刘恒，还是硬生生玩儿烂国家经济的武帝刘彻，都不是好的参考对象。
物极必反。
好的事到了极致，就必然会引发坏的结果，而坏的事到了极致···
即便有了好的结果，那过程也很淦。
如勤俭节约的文景二帝，自是为汉室留下了‘简约质朴’的官场作风；但最终，汉室基层的政府部门，却都成了‘绝对不能修’的烫手山芋！
为了保全官声，官员非但不敢翻新维护政府建筑，甚至还会在期间刻意制造几出因‘年久失修’而导致坍塌的小事件，以此来彰显自己两袖清风，为国为民。
等下一任官员上任，看着残破的部门建筑，更是会因为顾忌‘大兴土木’的谴责，而坐视建筑继续残破。
看上去，这番姿态确实在民间竖立的‘官家人都是好人’的固有印象，减小了地方行政阻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但比起这点好处，其弊端更是令人无法接受。
且先不提如此表面之下，会有多少官员在满是补丁的衣服垫一层蜀锦，光是政府建筑破败而导致的政府威权损失，就让刘弘放弃为自己设立文帝那样的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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