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阿里不哥控制凤翔路及外蒙大草原，靠着凤翔路交通线获得盟友察哈台汗国的物资支持；忽必烈则控制江淮以北的中原、东北、西藏、四川半部和云贵高原，只是因为凤翔路在阿里不哥手里，被截为两截首尾难以兼顾。所幸南宋已经开始了针对西南的邕州战役，倍感压力的兀良哈台不敢在这个时候独立叛变，仍然是奉忽必烈为汗，再加上四川的刘黑马始终对忽必烈忠心耿耿，所以忽必烈对西南和西藏的控制还算牢固，仅是物资和兵力难以互通有无。
鉴于以上情况，长江上游航线的重要性就日益突出了——从南京路相邻近的襄阳到成都可是有水路可通啊。为了重新打通与西南和西藏的联系，忽必烈先后三次派出使者到南宋请求开放长江航路，希望南宋允许蒙古船只能在襄阳到成都的航线上自由通航，并且许诺众多对南宋有利的条件交换。无奈死对头贾老贼从中作梗，忽必烈的如意算盘始终没能打响，长江航线说什么都不对忽必烈开放——即便有偷航的蒙古船只也是见一艘击沉一艘，花再多的钱也别想买通吕文德和王坚放行，忽必烈的军队控制区仍然是断成两截连接不上。
第三次请求开放航线遭到拒绝后，忍无可忍的忽必烈毅然召开御前会议，商讨以武力夺取襄阳这个南宋和长江第一重镇，强行开辟长江航线的可能性。不过让忽必烈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刚将利用冬天农闲期进攻襄阳的想法说出去后，群臣之中立即响起一片反对之声——更让忽必烈想不到的是，反对声音最大的竟然来自蒙古族的将领……
“大汗，襄阳不可能被攻破。”第一个斩钉截铁反对的是忽必烈麾下资格最老的王爷塔察尔，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塔察尔还拿出襄阳附近的地图，指着地图说道：“襄阳位于白河与汉水汇集处，河宽水深，且有水路可从长江直接抵达襄阳，正是宋人水军的用武之地。而我军长于陆战弱于水战，以短攻长，岂能轻易得手？”
“末将也认为攻打襄阳太过困难。”按嗔也反对道：“襄阳与樊城隔汉水而立，互为掎角，两城之间不仅可以通过水路相通，还有过建造浮桥的历史，宋人军队可以轻松来往于襄樊之间而不受阻拦，不利于我军攻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宋人襄阳守将乃是勇谋兼备的吕文德，他带出来的军队是宋人之中的一流军队，想要从他手里夺取襄阳，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是啊，宋人长于防御和水战，襄阳既易守难攻又是水战场，我军实难攻取。”不少蒙古将领都附和塔察尔和按嗔的意见。就连姚枢和窦默等汉人谋士也坚决反对，“攻取襄阳难度太大，我军又刚结束与阿里不哥的战事，士卒疲惫不堪，难以速战速决。倘若久攻不下，阿里不哥有机可乘，再提兵南下来攻开平，我军就又要两面受敌了。”
“都怕水战啊。”忽必烈暗叹一声，知道这是鄂州之战留下的后遗症——蒙古军队已经在水面上被宋军打怕了。稍一盘算后，忽必烈将目光转向头号心腹——最近有传闻说他是宋人细作的子聪，开口问道：“子聪大师，你认为此事如何？”
“大汗，史天泽将军曾经长期与吕文德在白河对峙，了解襄阳虚实，小僧认为他的意见最为重要。”子聪耍了个滑头，免得被迫选择立场得罪人。忽必烈点点头，转向新近召入大都史天泽问道：“史将军，朕欲攻打襄阳，你意下如何？”
“微臣认为——难！”史天泽比塔察尔还要斩钉截铁，拿出一张更详细的襄阳地图，解释道：“大汗请看，这是我军细作化装成商人进入襄阳鹿门山边市后绘制的襄樊城防图，襄阳与樊城夹河而立，其中河宽六十余丈，虽不甚宽却也利于宋人水军进出，此我军一不利；二不利，襄阳乃是宋人门户，城中屯有可支十年之用的粮草军需，守军即便孤立无援，也可轻松自给，耗都可以把我军耗死；第三不利最为关键，吕文德兄弟虽然在京湖路官声不佳，有贪污嫌疑，可他们贪墨所得之银钱多用于备战军需——据我军细作探知，光是区区一座襄阳城中，投石机数量保守估计也在千架以上！”
“上千架投石机？”忽必烈和子聪等人吓了一跳，一架投石机一次最少可以投掷六十斤以上的石弹，多的甚至可以上百斤，上千架投石机同时投石，可就是数万斤石头倾泄，如此疯狂的石雨，对任何一支攻城部队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忽必烈苦笑道：“怪不得吕文德需要贪污，一架投石机造近数百贯，上千架投石光是花费就数十万贯了。”
“关于投石机，对我军而言还有第四不利。”史天泽补充道：“襄阳城高六丈以上，又有汉水水源补充之利，护城河深一丈五，宽度达到疯狂的一百步（宋时约一百五十米）！宋人的投石机在城墙之上投掷，居高临下可以正好打到护城河对岸，而我军最好的投石机平地投掷仅有七十步（约一百米），根本碰不到襄阳城墙一根毫毛，光凭步兵攻城，怕是损失十万之众，也难以攻上襄阳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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