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说简单，但后面的话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拆分刑部？
想都不敢想！
当即，一众勋贵子弟们全都目瞪狗呆，神情惊悚。
只有杜隆眼冒精芒，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跟打了鸡血似的。
“快快道来……且细细道来。”
余闲则不紧不慢，酝酿了一下措辞，道：“与其说拆分，不如说是重新厘清权责。第一，将刑部的案件审理和审判之权尽数交予大理寺。”
目前大景的行政体制里，大理寺也有审判权，但往往只有在重大案件时才会介入。
像这次孙鹤年案，本该三司会审的，结果皇帝连大理寺都不信任，直接搁置一边。
换作余闲也大概会如此。
在他看来，当今的刑部，职权太大，结构臃肿，还同时兼任了选手和裁判的双重身份，权力不滥用才怪。
现在余闲根据前世祖国的制度优越性，设想提高大理寺的权力，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
“而且，光朝廷里改了还不够，圣京和各行省也应设置大理寺分司，死刑以及终身发配流放者，需上报大理寺总司复核。”
“其余案件，下面的分司可以自行审理审判，若事主不满审判结果，还可以有一次机会，向总司申请将案件移交异地再审理。”
杜隆快速记录，脸上的神情，凝重里透着一丝激昂和恍然。
这种组织架构，既减少了冤假错案的概率，还能让百姓们的申冤制度化正规化。
要知道，目前若有事主不服判决，往往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跑衙门，甚至上京告御状，闹得一地鸡毛。
“第二，以刑部的缉拿权和审讯权为基础，拆分出一个衙门，主官和大理寺卿同品秩，专职缉拿疑犯、调查案子，然后交由大理寺审理审判，以实现二者相互制约监督！”余闲见他没有抵触情绪，就继续道：“当然，最好和大理寺一样，在圣京和各个行省设置分司，由巡抚辖制。”
杜隆忍不住插嘴：“那若是有案子，二者互不认同怎办？”
“简单，交由上面的刑部尚书或者行省巡抚裁决，事主若还是不服，便上告。”
“如此……似乎妥当。”
杜隆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认同。
但法家人一向严谨苛刻，能给出这样的评价已是相当难得了。
“那将这些职权分出去，刑部除了在一些案子上能裁决，岂不等于是空壳子了吗？”杜隆又提出了新的疑问，也是最关键的疑问。
这么改良，想法是好，但牵扯太大，其中刑部尚书一下子被架空，必然会有阻力抵触。
“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余闲不答反问：“恩师，请问当今的大景法典，是谁编纂的。”
“自然是圣上！”杜隆向侧方拱手致意。
这句话，他说的情真意切。
要不怎么说天元皇帝是位接地气的帝王。
开朝之前，他最沉迷的就是制定律法，还是亲自上手的那种。
当然，他只负责提供一些主要思路和想法意见，起到统筹指挥的作用，具体的撰写修缮，还得是杜隆、沈修这些法家成员。
至今，杜隆都能清晰想起皇帝每每说到惩治贪官污吏时，是如何的意气风发、激昂狂热，有时还会拿刀示范一下如何处刑，就恨不得找几个贪官亲自实践一下。
也因此，开朝以来，法家的地位急剧飙升，实现了和儒家分庭抗礼。
那是杜隆这辈子过得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岁月，他觉得遇到了千古名君兼法家伯乐。
只是屡屡暴雷的贪腐案，又极大挫败了杜隆的意气，他开始陷入了自我怀疑、自我反思。
而现在，余闲的奇思妙想，大有让杜隆茅塞顿开的冲动，现在，就只差疏通最后的堵塞点了。
余闲很贴心的帮他疏通了：“那再请教恩师，律法，是否需要与时俱进？”
杜隆当即愣住了，喉结蠕动了几下，突然血往上涌，染红了整个头颅。
“砰！”
一阵拍案而起，吓得勋贵子弟们一个个心肝乱颤。
只见杜隆站起来，指着余闲，激动道：“你、你再多说两句，只差一点了。”
余闲知道他即将开窍了，就补充道：“历朝历代的亡国教训里，总有说法纪败坏，却鲜少有人想过，如此败坏的法纪，怎么能维持一个国家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甚至开创过一个个盛世呢？”
他以前看历史，研究过为何封建王朝最多只能延续三百年左右。
他总结了以下三个原因：土地兼并、阶级矛盾、律法滞后！
再剖析下去，造成前两者的导火索，无外乎还是律法滞后！
说穿了，就是老旧的律法，赶不上社会发展了，甚至反而会成为阻塞社会发展的枷锁绊脚石！
纵观历朝历代，会发现，很多王朝，都是一本律法从头用到尾，结果没赶上变化，就会衍生出阶级矛盾、土地兼并等问题，接着农民起义、皇权旁落就来了。
见杜隆神色激荡，余闲生怕把这老头刺激出个好歹，就赶紧给话题收尾：
“学生的意思，是把制定律法的权力交由刑部，刑部每隔一段时间派出巡察队，前往各行省督查校绩，受理百姓申冤投诉，纠正冤假错案，总结经验和实际，拟定谏疏，交由刑部尚书审阅批复，最后再拟奏折，提出一些律法修正改善的方案，呈递内阁和圣上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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