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臣、礼部尚书杨廷枢禀报科举事宜的时候，脸上的神色不是很好。
尽管说参与了辽东之战，不过杨廷枢也没有耽误科举的事宜，毕竟这是皇上登基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而且此次科举考试的规矩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县试、府试和院试依旧是地方上负责，可是从关键的乡试开始，就是由朝廷统一管理了，其标志就是礼部统一出考试的题目，各地不得自行出题，更不允许主考官出题目，而且参与阅卷的官员，也是由朝廷统一派遣的，其人员主要是由大明皇家理论政策研究院的人员组成。
朝廷对主考官的要求更是严格，主考官事先不公布名字，乡试开始三天之前抵达各省，不得与任何考生以及地方人员接触，考试结束之后即离开各省，回到京城，这就避免了考生高中之后拜见主考官的拜师情况。
这等于是朝廷直接主持了各地的乡试。
其实的核心无非是朝廷统一出考试的题目，这就好比是几百年之后的高考。
时间的确定方面，杨廷枢还是比较谨慎的，明确从瑞元二年的九月开始，县试、府试和院试就依次展开，一直到瑞元三年的六月之前结束，瑞元三年九月开始乡试，瑞元四年的三月进行会试和殿试。
这个时间的跨度是很长的，和以前的科举考试没有什么区别。
大明的交通不发达，同时每次的考试间隔时间比较长，也是给考生一些游历的时间，譬如说某个考生，在本县参加县试之后，需要步行去参加府试和院试等等，乡试和会试同样也是需要步行的，走路的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
郑勋睿不同意这样的安排。
他已经决定对科举考试实施重大的变革，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变革还是要慢慢来，现如今的科举考试，一律都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等为主，完全摒弃了自然科学，且自然科学被视作是旁门末技，真正的读书人是不会去学习的。
变革的第一步，是将数学与地理等科目加入到科举考试之中。
同时对地方上的县学、府学等等做出重大的变革，教育必须从底层和基层抓起，否则任何的变革与设想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
大明的读书人之所以很少，还是因为学费的昂贵以及供小孩读书的学堂太少了。
以江宁县为例，江宁县是大明比较富庶的地方，其学堂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是县衙所有的县学，能够进入到县学去学习的只有童生或者是秀才，童生为院试做准备，秀才为乡试做准备，其二是村镇的义学，这是由地方上士大夫出现组建的学堂，不过能够进入这种学堂读书的，也就是士大夫家族的子弟，寒门的小孩子基本没有机会进入学堂读书。
条件不好的地方，除开县学以外，都是村镇的士绅邀请秀才出任先生，教授自家的小孩读书，寻常的百姓根本没有能力邀请先生。
郑勋睿所要做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学堂设置以及学生入学的问题。
在学堂设置方面，郑勋睿下了狠心，他提出来的办法就是各县撤销县学，培训童生和秀才的学堂，一律设置在府州，县里不再设置此类的学堂，同时由县衙出资，在本县设置诸多学堂，要求能够读书的小孩子必须有八成以上进入到学堂读书。学堂里面先生的俸禄，全部由县衙承担，进入学堂读书的人，不需要自掏学费，但生活费自理。
学堂开设的课目，除开四书五经，必须有数学和地理等课目。
教材的编撰由大明皇家理论政策研究院统一负责。
监督各地官府是不是设置了足够的学堂，以及是不是让大部分的人进入到学堂读书，由都察院负责，对于不能够完成任务的各级官府，直接惩戒各级的主官。
郑勋睿对科举的改革，完全颠覆了以前的思路，这个意见提出来之后，引发了朝廷的极大争议，甚至连皇家理论研究院也加入到争论的行列之中。
由官府出钱办学堂，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学堂读书，这一点争论不是很大，毕竟官府能够出钱，就能够让绝大部分寒门的子弟进入到学堂读书，这是好事情，俗话说的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振兴意味着国家的振兴。
可是在设置课目的问题上面，争论就异常激烈了，而且几乎都是一边倒，对于将数学以及地理等科目纳入到学堂的授课范围，绝大部分人是不赞同的。
毕竟现如今的文武官员，以及读书人，自小都是习读四书五经，根本没有接触其他的科目，在他们看来，学习四书五经才是正统。
大明皇家理论政策研究院，对于编撰数学和地理科目的教材，也不是很熟悉，这方面的人才不多，编撰出来的教材，审阅的难度很大。
好在郑勋睿在大明皇家理论政策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就要求吸纳方方面面的人才，包括海外的诸多人才，都吸纳其中，官府提供足够的钱财，故而编撰数学和地理方面的教材，还是有人能够完成的。
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最终以皇上下达圣旨的形式明确下来了。
圣旨的意思非常明确，数学和地理的科目必须纳入到各级学堂的教学之中，科举考试将专门开设数学以及地理的考试，从县试一直到殿试，全部都有数学以及地理的科目考试，若是这两个科目成绩不行，不能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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