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政策本来严重损及固有利益的获得者，无论在哪个国家施行，都会遇到强大阻力，不过在吴国这股反抗力量极其有限，因为吴国上卿、上将军几乎都是刚刚从士这一阶层提拔起来的，他们占据了吴国统治力量的八成以上的席位。吴国王室、世卿贵族本来就比较单薄，公子光为夺王位杀掉了一批，又把其他世卿大多迁离封邑，统一约束在姑苏城中就近看守，进一步削弱的世卿的力量。他的儿子夫差为守姑苏再次杀掉了一批，等到庆忌登位，许多与公子光父子交往密切的世卿又靠边站了一批，所以阻碍力量微乎其微。
其次是官吏任职制度，文武分职、政兵分开。暂时来讲，仍由相国统慑文武，但是在制度上，已经明确了相国为百官之长，元帅为百将之长，文武分途，军事和行政明确分工，只是元帅一职暂由孙武兼领罢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为文武分职，大臣的权力便会分散，一方封疆大吏，便不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地方上的赋税军队、司法民役不能由他一把抓，便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君主的统治，又可使文臣武将各自发挥专长。
第三项，则与削弱世卿，重用士族、文武分权这几项政策改革相呼应配合。一是将吴国现在尚无封君，或在内战之中已经先后被公子光、夫差屠族灭亡的公卿们的封邑不再转封于其他公卿，而是收归国有，变为郡县，由采邑分封制渐渐向郡县制转变。同时军屯、招纳的游民开辟的新田、建筑的新城、开疆拓土获得的新的土地，今后一概设郡建县，由朝廷自士族中选拔贤明，派驻流官，由朝廷越过封君这一阶级直接统辖。
二是对于吴国现有的封君世卿，仍保留他们的世卿继承权力，维持原有制度不变，可是因为文武已经分职，把职权细化到了不同官吏身上，于是他们在其封地内的统治权便大幅削弱，既不能管军，又不能管民，只是享有其采邑上的农业赋税征收权而已。
第四项，则是民政。详细规定了民役、民赋、土地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公开废除已明存实亡的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由大司徒主持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地主按田亩数纳税。重视开拓新田，奖励耕织，降低田税.
第五项，则是商政。鼓励通商，但是对商人经商的种类，哪些可以经营、哪些不能贩卖以及行商、贩运、纳税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
第六项，则是建立法典，明示与众。对官吏、士民、商人在各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做出界定和治裁标准。
第七项，则是军制改革。军制改革独成一个系统，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曾在鲁国效野召集残兵宣布过的话，“奖励军功，建立军功者，平民亦可封爵。”此外还有春秋两季农隙田猎习兵、冬季演武练兵的的军训制度；军纪、军法制度；军阶、军爵制度；兵符调兵制度；军赋、征兵制度；以及常备军制度等等。
这其中大部分变法内容已经制定的非常详细，只有第五项制定法典，暂时还只是一堆待修订意见。作为一个过来人，庆忌是知道唯有以法治国才是当今天下走到了春秋末期，即将进入战国之始的最适合国家发展的根本之道的。后世的统治者们不管将其治国方略披上了哪种学说的外衣，在它的骨子里，法的作用都深入其骨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俚重法，使魏强大，商鞅变法，使秦强大，只要能将法坚持下去的，都会出现显著成效。秦国正是通过法治将国家的资源高度集中起来，正是通过奖励军功，以敌人的人头论赏，把秦军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师，才得以在七雄角逐的险恶环境中脱颖而出。而东方六国恰恰相反，所谓的“仁义”不但没有让他们强大，反而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和包袱，以至于瞻前顾后，束手束脚，使国家积于贫弱。
只不过秦国觊觎天下时，以耕战立国，以刑杀立威，这是马上打天下，合乎国家需要。但是，天下一统后，正是民心思定，盼望统治者能改善他们的民生，过上涣然一新的新生活的时候，秦国却不知变通，仍是骑在马上管天下，这才功败垂成。
对历史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总是那些身在历史之外的人。因为已经既成事实的失败和成功，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判断先人政策的得失利弊，然而无论他们得出怎样的结论，却都只能是一种假设而已，毕竟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庆忌很幸运，他是从局外走进局内的人。
适合这个时代的法与后世还有相当大的区别，他既不能生搬硬套后世详细的法律制定，更不可能神经错乱，在这个时代搞什么三权分立来给自己刨坟，很大程度上，他得依靠当世的人，来立当世的法，以维护吴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他庆忌的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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