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职的特点就是官职，差遣分离。
这个制度听起来非常麻烦，但在实际的应用上却有方便之处。
譬如有的官员出任御史，御史台的官员都是好几年都不得升迁的，一干十几年的都有。或者有的官员在边远地方任官，一任个好几年，不升迁就调动不了，心底急的没办法。
官职，差遣分离就解决这一问题。
官职就是相当于品秩，好比一品二品五品九品官这样。
京朝官一共有四十二阶。
朝廷就按三年的年资晋升寄俸官，一般而言，只要是京官，不犯错误随便混日子三十年，也可以升个十阶。
三十二阶正好是驾部或考功，库部员外郎。
没有出身（非进士）的京官，到了三十二阶也就到头了，再往上就升不上去了。故而汴京城里称荫官子弟一声员外，就是高呼。
所谓高呼就是叫高不叫低，好比碰上个荫官子弟，拿不准对方官多大，别看他年轻，可能人家三岁就开始当官了。往低了叫是不尊重人家，往叫高了就绝对不会叫错。
后来有样学样，有钱富商捐了个官，就可以称员外了。再后面只要是有钱人，也可称一声员外了。
而且有时候不用等三年升一阶，任官遇到大礼泛阶（新皇登基）寄禄官官升一阶。
唐朝时大礼泛阶只升散官阶，勋官阶，但宋朝可升的却是实打实的职务和待遇。所以宋朝皇帝殡天的时候，咱大宋朝的官员们心情都是很复杂的。
这按年资叙官，看似没有道理，其实很有道理，北魏时用停年格选官，对于稳定官员队伍有重要帮助。
但在宋朝官职无差遣是常态。杂出身的官员干三年休五年都是常有的事。
唯有进士这样有出身的官员，遇缺即补。
章越之前是大理寺评事，这是寄俸官，京官四十阶决定你的待遇，寄禄官磨堪迁转归审官院所管。
而差遣则是楚州签署判官厅公事，这差遣除授，并不全归吏部，分别是亲除，堂除，吏部注授。
亲除是皇帝特旨，比如宰相，三品以上，皇帝必须亲自过问。还有台谏官，也必须皇帝亲简，作为制衡二府的力量。所谓‘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之法’。
堂（政事堂）除，乃中书宰相亲自堂除授官，比如宋朝一半的知州就经宰相堂除授官。
至于要害地方的通判，判官，推官也有不少经堂除。
至于特旨不涉，堂除不问皆归吏部注授。
如新及第进士初次为官，就是归吏部注授（部注）。当初章越是状元出身，得授楚州签署判官厅公事也要去流内铨，南曹看一遭吏部官吏们的脸色。
故而王介问杨畋问道：“敢问这一次是堂阙，部阙时？”
章越他们四人耳朵都竖了起来。堂除，部注天差地别啊。
杨畋笑道：“自是堂阙。”
章越心底大喜，而苏轼对苏辙道：“韩相公真可谓真相公！”
堂除虽说打着‘为官择人’的名义，但实际上是‘为人选官’，比如立有功勋，常经堂除给与破格待遇。
所为特旨不涉，堂除不问皆归吏部注授，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堂除有个界限。选人都归吏部，京朝官部分归吏部，部分归政事堂。这划分的范围与宰相是否强势，国家是否动荡有关系，总而言之这里的水很深。
蔡京当国时就喜欢大小官职都安插亲信，或者在家卖官鬻爵什么，侵吞了吏部之权。
而制科所授差遣，有时归政事堂堂除，有时归吏部注授，没有定数。这样模棱两可的地方，就容易起争议，如今韩琦要堂除，一定会引起吏部台谏不满，认为宰相侵权。
故而苏轼说韩琦是真相公的意思，也在这里。不怕吏部，台谏说三道四，制科入等皆归堂除。
政事堂置有堂除簿，登记已堂除官员的出身、年龄、历任、资序、有无过犯、是否宰执有服亲属等项。
由吏部注授的官员改为堂除，被称为堂选，经过堂选的官员，可以直接堂占，也就是说政事堂以后有什么‘善阙’可以为你预先锁定。
换句话说，从此你的人事关系不归吏部审官院管理，而被调归政事堂管理，由宰相亲自过问。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这一次制科所出，是何等牛逼存在了。
经过堂除者，被称为‘擢用’。
同等官职，堂除的官员就是比部注的官员规格高，日后的前程也因此不同。想到这里，章越对韩琦方才在自己面前耍威风的不满就淡了几分。
韩琦如今还不是昭文相，就先令舍人院不许修改诏书文字，又堂除制科官员，这揽权之意不言而喻。
而此刻经中书堂除的诏令已至制敕院内的舍人院。
舍人院有六房，随房当制。今夜正好轮到王安石当制。
王安石在值房里读书读至入夜，突见庭中一片明亮，于是他放下书步出书房，却见原来是月华照地。
王安石于庭间看着月色，忽然记起他为舒州通判，夜宿弋阳时，也是这样的月色。
那时他写了首诗。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想起当日情景，王安石有些可笑，如今月色这么好，不作一首诗着实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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