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次日的清晨，小雨绵绵，春雨贵如油，这一场春雨来的及时，可以让百姓们少浇水灌溉一次，省了力，也省了争水的纷争。
巡检边方、阅视鼎建，将监察责权重新伸进了晋党的核心，宣府、和大同两镇。
廷议已经开始，小皇帝在月台之上听政念书，朝臣们在下面吵吵嚷嚷。
暹罗国王华招宋，差遣夷使进贡方物（土特产），夷人使者说原来的印信勘合，因东牛国攻破城池被烧毁了，请求补一个，礼部尚书陆树声请旨补堪合。
朝鲜来了使者谢恩，礼部请旨宴请。
都察院有御史请王守仁从祭祀孔庙，王锡爵驳斥，不是王守仁的学问不行，确切的说，是有很多的士大夫把心学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中，知行合一这个大前提给丢了，只剩下了致良知。
这样一来，王守仁的心学，似乎只要有良知，一切都可以成功，再给王守仁从祀，恐为世道人心之害。
经过了短暂的辩论，王锡爵辩经大胜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知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只剩下了致良知，只要想就能成，这不成了拜火教、景教这些异端了吗？
想把王守仁抬到孔庙里，那儒学士们就不能只谈致良知，就必须要谈知行合一，谈实践，而不是高谈阔论，眼高手低。
朝臣们忽然开始了吵闹，朱翊钧抬起头，看向了引发廷议争论的户部尚书王国光。
王国光颇为郑重的说道：“军士粮饷，给折色则易于荡、给本色则可得实惠，在核算九镇冗费之事上，发现了粮饷胖袄折色给银子，落不到军士的手中，反而是给实物，军士们能落到几分实惠。”
“整个九边，除了蓟州、永平、山海关三镇，能给半饷，其余六镇，军士半饷都拿不到。”
王国光在断人财路。
发实物也有可能会被人侵吞，但是这些实物折现，就要出手，出手就需要人力物力贩售，参与的人越多，事情被揭露的可能就越大。
一旦某地市面上流出了军用之物，各地方的监察御史还能监察一二，大明的纠错机制还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发银子，连出手都不需要了，银子从朝廷流转向军卒的过程中，就会一层一层的被剥盘，到了军士的手中，还能剩几分银。
“银贵谷贱和银贱谷贵，这种完全冲突的现象，在大明腹地和边方，屡屡出现。”王国光颇为确切的说道：“边方多为军卒，农户本就极少，粮少耗粮多，银子多了，粮就越来越贵，造成了银贱谷贵。”
“而腹地因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农户比较多，粮多银少，粮食越来越贱，大明腹地，银贵谷贱。”
“边防不宁，生民不安。”
“这么说还是太麻烦了，我自己画了张图，大家一看就知。”
按照设想，朝廷从大明腹地收银两，而后朝廷把银两以军饷的形式发给边方，商人从腹地运粮到边方，交易获得白银，再把白银带回腹地。
在制度设计上，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循环。
但是在执行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朝廷从大明腹地收银两，产生了另外一个可怕的制度性腐败——火耗。
朝廷要的是金花银，杂质较少，民间能征到的大多数为杂色银，杂质较多。百姓们用杂色银交税，就要多交一部分的火耗税，火耗全看地方税吏，本该每两一分到两分（1%到2%），能达到每两一钱到两钱甚至更多。（10%到20%）。
而朝廷把军饷发给边方，这金花银从朝廷送到边方，就变成了杂色银，杂色银也就罢了，能到军士手中也还好，但往往因为无法监察，导致军士别说足饷了，哪怕就是半饷，也是难如登天。
戚继光统领三镇之地，能保证的也只有跟着他来到北方的浙兵能领到足饷，至于本来的卫所军士，戚继光能让他们领到半饷，已经是戚继光的刀子锋利。
商人从腹地运粮到边方，损耗极大，但是这差价却弥补不了沿路的损耗，商人就懒得运粮了。
商人也不会把银子带回腹地，而是就近购买边方货物，运回腹地，赚取差价。
这就导致边方的银子越来越多，粮食价格飞涨，银贱谷贵；
而腹地，因为财富的高度集中，白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百姓要交纳税赋，就要用粮食换银子，这就造成了银贵谷贱。
这个纳银开中法的内循环设计，看似是逻辑自洽，是成功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是极其失败。
大明本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用内循环解决边方粮草问题的方案，那就是纳盐开中法，也就是盐引。
商人必须把盐引从边方，带回大明的江南地区，才能获得食盐，才能获利。
商人要获得盐引，就必须运粮到边方，或者在边方商屯，商屯就是商人雇佣苦作劳力在边方屯耕，就地入仓换取盐引。
而大明边方，给军卒实物当做军饷，米粱盐油袄等，也会有侵占，但是难度可比侵吞银子要麻烦许多。
这套纳盐开中法被彻底破坏，是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叶淇为户部尚书，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将白银交纳于运司，白银解至太仓，就能换取到盐引，这商屯盐引法，一下子就被破坏的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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