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爱农道：“自古以来，大朝丁口统算，唯汉、唐二代为盛。所计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冒政绩，或故意充增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隐赋税，则故意减削户口，如此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再行汇总，朝中大臣会就帝皇当时之好恶、时局之需要，再行修饰增删，最后所得数字载于史册者，即当日呈禀人君者，此数字只能作人君参监，而不可以为即是本来数字也。”
张迈听得有些唏嘘，然而想想后世的人口普查的那些做法也就释然——千年之后尚如此，如何能够苛求统计技术远远落后的古人？
却听乌爱农继续说道：“大体而言，政治宽仁则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户口渐隐。为何？政治宽仁，编入户籍者光明正大，可受律法保障，经商有凭，读书有份，好处较多，故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法不护民，读书入仕之途不畅，编入户籍者受尽盘剥，坏处较多，故户口渐隐。”
张迈又点了点头，道：“那河西这百余年来，户口是渐隐的了。”
“是，”乌爱农道：“河西丁口本数，至开元年间极盛，其时不止本地汉民极多，且河西地处丝路要道，往来商人、小贩数量极众，即以甘州张掖为例，当年巅峰之时，每月过关人数不啻万计，此则往来流动之人，而本地种植、放牧、开店、中人、跑腿、扛夫诸般仰赖往来商贩之常住者，其丁口又一二倍、三数倍于此。开元以后十余年间，丁口日繁，而政事日坏，法不护民，吏求减削上缴税赋以自肥，民求逃税逃役以自保，故往往隐于三途。”
张迈问道：“哪三途？”
乌爱农道：“一隐入西北藩主荫下为农奴，二隐入商家大户为家奴，三隐入佛门寺院为寺奴。此三者为大而可知者，至于不可知者，则如散入山间者，避于偏远者，则为不可知之数。即未逃窜者，每村隐三数十户，在编之户每户隐一二丁，其数究竟多少，就只能臆测，无法确知了。”
张迈道：“逃到偏远地区还算是自由民，也还可以理解，逃入藩主、商户、寺庙去做奴隶，那不是自找苦吃么？”
乌爱农一愕，一时不知如何说，慕容归盈在旁道：“大将军，你以仁义治国邦，百姓在你治下做自由自主之民自然甘之如饴，所以不知道世上有些地方，政治会苛刻到让人活不下去，做奴隶虽然悲惨，但若是国家政治过恶，则做国家之奴隶，还惨过做私人之奴隶。”
张迈为之黯然，道：“天下真有这样可怕的事情？”
薛复在旁道：“大将军，你常说觉得自己做的不足，但为何西北百姓，入我治下无不额手称庆？”
张迈问道：“为什么？”
薛复道：“因为我安陇之治，在大将军看来尚有许多不足，但在西域其它部族国邦看来却比他们内部好得太多了！两相比较之下，大将军治下已如天堂了，所以西北百姓乐归我治。”
他说的却是一个当时西北的一个政治事实——张迈、郑渭等人沿途所建立起来的统治并不是已经足够先进了，但由于周边的部落、小国的统治秩序实在太过落后，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秩序与基本法律保障都没有，因此相形之下，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一个相对公平的法律体系的安西政府，自然成为了西北各族百姓所向往的地方了。
张迈对乌爱农道：“继续说下去。”
乌爱农乃继续道：“三大隐户中犹以寺奴为多，因甘州本为佛教大盛之乡，即天宝以后，政事日坏，而佛教愈昌，官府势力越弱，而寺院势力则越强，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河西百姓常赖佛寺以自存。丁口虽增，却常不在户籍上显现。然当年在张掖河沿岸便有灌溉良田八十万亩，外县次一等水田二三倍于此，再次一等旱田又二三倍于此，而甘州境内牧场亩数又数倍于此，此安史之乱前甘州之盛况也。”
张迈道：“然则安史之乱后，甘州的人口便大幅度减少了，对么？”
这推断起来乃是一个“常识”，不料慕容归盈和乌爱农却同时摇头，乌爱农道：“不是，安史之乱时，河西人口大大增加了。”
张迈咦了一声，奇道：“这又是什么道理？”
乌爱农道：“因为安贼大闹关中，将成千上万的关中百姓全都赶到河西来了啊。当时连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也都驻留西北，大小官吏扈从者、百姓合家相随者，多不胜数！”
在古代，战争本来就是引发人口大迁徙的关键原因，唐朝的关中地区乃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光是一座长安城人口就不下百万，安史之乱期间，百姓逃避战乱背井离乡，敌从东来，他们就只能朝西、南两个方向逃走，部分逃入汉中、巴蜀，但蜀道南行，所以更多的人口则逃往西北，一层层地涌入凉州、甘州、肃州。
乌爱农继续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关中百姓，本来大多较河西百姓富庶多文，但来到河西便成为了异乡客，为官者自贬其职尊，为民者不得不货卖继续以度日，连积蓄都没了，就只能干贱活以存命。这些人后来虽然也有部分回迁者，但也有不少最后落户河西者，安史之乱后，关中也不太平，部分人迁回关中后又逃了回来，尤其是黄巢大屠，更是逼得百姓西迁散入胡地。一开始大族都聚集于凉、兰，后来兰州胡化，凉州渐乱，而人口遂涌入甘州、肃州，甘、肃又乱，于是汉民又继续西迁，最后止于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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