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力量是强大的，哪怕是在两国开战、壁垒森严的时期也没法彻底切断宗教交流，何况在后唐与天策军普遍开始议和的阶段，随着边境交流越来越频繁，随着双方关系的转暖，关中与河西的佛教徒交往也就变得越来越密切。
天策军的宗教政策是由鲁嘉陵在进行实际操作，远在凉州大会之前他就已经派遣僧略潜入到中原，不过在那种形势下决定了其规模不可能很大，而且派出去的僧侣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师，只是属于鸡鸣狗盗之才，这种人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高层，随着双方关系的转暖，鲁嘉陵开始调整策略，并准备有计划地向中原地区进行渗透。
不过，他的第一步行动不是“派出”，而是“邀请”。如果一开始就向中原地区广派僧侣，鲁嘉陵担心会引起中原有识之士的警惕，所以他反其道而行，在凉州大会以后便暗中促使凉州天宁寺与大昭寺、兰州开元寺、鄯州弘德寺、沙州三界寺、疏勒普法寺等大寺的名义，向东方诸丛林发出邀请，延请关中、河东、嵩洛、巴蜀乃至江南的高僧大德前来西北取经讲经。
鲁嘉陵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对张迈说：“如果中原的僧侣来了陇右，那么我们的僧侣再去中原，就变成有来有往、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张迈对这个办法完全不加抵触地表示支持，因为他对天策政权有充分的信心，不怕后唐方面的渗透，从鲁嘉陵已经收集到的情报他判断李从珂还远不是一个有能力纯熟地运用宗教力量的君主，越多的有识高僧入境，反而会帮助西北提升整个文化的层次与底蕴。但是如果河西的僧侣能够进入中原，那么对天策军情报系统的建立将大有帮助，将来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能借此影响中原的舆论走向。
不过西北这时相对于中原来说可以说是一片荒凉，如何吸引中原僧侣前来呢？张迈对此颇有顾虑，鲁嘉陵却笑道：“元帅，你过虑了，只要我们放出消息出去，发出邀请，中原的僧侣一定会有很多人响应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有经书和佛迹啊！”
张迈哦了一声，恍然大悟后又自嘲自己脑袋塞住了。
确实，西北的经济状况暂时来说十分糟糕，但佛教界虽然有许多和尚见钱眼开，但每一代也都有不少真正的高僧是潜心于宗教的，而对这些僧侣来说，古版经文与佛徒圣迹对他们来说无疑有着世俗中人所不能想见的吸引力。
由于天方教东侵的步伐被张迈遏制在葱岭，疏勒、于阗、龟兹、高昌以及沙州等佛家胜地都完好地保护了下来，一些中原所难见到的古版经文，以及与佛教有关的雕塑洞窟、浮屠宝塔等等不计其数，至于佛教的诞生地——印度，要到达那里丝绸之路更是必经之道。
东方僧侣到西域游方仍然是一件最能增进修为的事情，而对一些有教内野心的和尚来说，如果能到西域诸寺游历一番，回来后也将更能得到承认——这其实也是一个镀金的过程。
所以西北诸寺向中原丛林发出邀请之后，各地寺院响应得十分积极，当然，中唐以后的佛教已经由外取走向内求，由开拓走向保守，尽管许多僧人在听到消息之后有心前往，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已经不会像玄奘一般不顾朝廷的政令毅然向西，而是向当地的官府提出了照会，希望能够得到官家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幸好，天策元年的春天，同时也是后唐与天策军之间关系的春天。尤其是在边境榷场的问题上，双方的商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这次谈判，范延光方面所想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其中包括让天策军与后唐建立同盟关系，张迈尊称李从珂为兄长，以维持西北边境的稳定——这是李从珂交给他的根本性任务。至于建立边境榷场、开通商路之类，在李从珂的思维惯势中仍然只是将之作为一种对付天策军的“诱饵”，属于附属层面并随时可以抛赠的筹码。
而郑渭这边呢？早在后唐使者还没有抵达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张迈达成了共识。
“我们也要稳住东方的战线，并开通商路以开税源。”张迈说：“就目前来说，李从珂并无大罪，我们要讨伐他师出无名，而且我也不想要在外虏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兄弟相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华夏内部从此不要有内耗的战争了——尽管我也明白，这实在是奢望了，不过当前来说，维持东面展现的稳定，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
“而且，”张迈面前摆着那本“大唐大内秘藏地图册”，手指向西面指去：“我总觉得，西边可能要出事。”
“出事？”郑渭说。
“嗯，我有这个预感。”张迈道：“我们之前的整体战略是东攻西守，在这个战略下我们放弃了西线的一些本来有可能争取到的优势，为的就是最大可能地维持后方的稳定，将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东方来，但现在，东面的开拓暂时来说已经接近极限，而从最近西线的一些蛛丝马迹看来，‘东攻西守’战略的副作用似乎也在显现了，所以我想，也许是时候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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