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祭孔典礼过去之后，北洋政府的重心便开始转移到最后一次劝进上面。
对于袁世凯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帝王大道不仅完全铺垫完毕，甚至还似模似样的进行一番华丽的装扮，接下来就只差自己昂首挺胸一路走上皇帝宝座了。
于是在八月底的又一轮“全国各界劝进代表团”来到总统府大门口歌功颂德的请愿之后，袁世凯十分谦虚的发布了一篇政府申令，先是将自己的处境描写成“被迫”和“无奈”，随后又引用外国帝制鼓吹者的一些“科学”言论，紧接着又以尊重宪法的主义精神，要求国会立刻发起全国性质的国体投票。并郑重其事的表示，但凡环宇之内万民一致赞同，则才考虑顺应民心来更改国体。
随着袁世凯下令全国公投，帝制的呼声立刻掀起了千层浪潮，其气势很快就升级到近两年来最热烈的程度。北洋政府的喉舌、筹安会以及其他地方的君宪派旧官僚，一个个都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般，愈发卖命的开始营造声势。
以京津地区为首的地方老百姓们，也在这一轮又一轮的舆论诱导之下变得失去理智，就连之前一些还保持着中立态度的士绅、名士、学者，这会儿也莫名其妙的守不住立场，开始跟着民间的声音一起为帝制摇旗呐喊。或许是因为帝制的风头一次比一次大，为了今后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大家只能赶紧抛出筹码来下注。
而与此同时，早已蓄谋已久的南方革命党人连同西南三省军政长官一起发起了反袁反帝的第一轮攻势。对于起步阶段便万般困难的革命阵营来说，他们的第一轮攻势自然还是要与北洋政府抢民间舆论的势头，哪怕这一步走得依然很困难甚至根本无从达到预想中的效果，但最起码还能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好铺垫。
于是在南方的一些报纸上，开始密集并且接二连三的出现痛批帝制的文章，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奋力反对，包括一些早先与革命党为敌的清朝遗老也不甘寂寞大肆抨击帝制。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甚至还有几位前清时的亲王，无一不是竭尽全力的挖苦、讽刺、斥骂。
对于沉寂已久的反袁势力而言，这一次近乎爆发式的抨击，多多少少是起到了一些作用。长江以南各省的青年人群中支持反袁革命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学生团体，原本就很容易受到西方民主文化的影响，而且在学校里一传十十传百，就算有个别不同意见的学生，在大众面前也只能随波逐流。
只是即便有这样的作用，可相对于拥戴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人群而言，还是显得有几分势单力薄。只能说为中华革命党和西南诸省提供了一定声援的支持，最起码确保了在南方不会有那么庞大规模且盲目顽固的拥袁势力。
就在九月上旬，中华革命党与西南反袁军阀的代表在澳门举行了第一次联合会议，正式开始商讨合作反帝制反袁的细节。之前基本上都是中华革命党单边与云南方面进行接触，所联络的话题也不算正式，只能说是双方表达立场和意向，顺带互通一下情报信息。
随着这次澳门会议在紧锣密鼓中拉开帷幕，标志着中华革命党与西南军阀达成反袁反帝制的统一阵营，也意味着中华革命党自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重新获得了一支“革命武装”。当然，至于这支革命武装是否真正拥戴“革命”，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不过纵然南方这边反帝制、反袁的势力形成了一定规模，可依然没能对北洋政府推行帝制造成任何阻扰。对于袁世凯而言，南方那个不安分的督军他早就有所戒备，四川、长沙、两广和江苏，全部都已经布下了重兵严加防范。在此之前总统府军事参议处也对西南诸省以及中华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做了一番评估，除了云南尚有一定军事实力之外，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基本上是一盘散沙。
坐拥两广的陆荣廷早先便已经密电支持帝制，并且还借机向袁世凯索要了一笔军费，用以预防两广叛乱。袁世凯对陆荣廷还是很器重的，不过也没有全部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地方军阀身上，哪怕陆荣廷阳奉阴违，只要其能确定不参与革命运动，北洋政府同样可以从长沙、福建、江西三省抽调兵力震慑两广。
于是，国会发起的全国公投如期举行。但是这次投票的方式却完全违背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竟然是从各省省议会开始表决，然后才沦到各地方议会投票，俨然是一个倒金字塔形式的投票。如此一来别说根本无法体现基层民意，相反还让省一级议会先行起了一个误导的头，一旦省议会做出决定，下面各地方议会自然必须跟着做出同样的决定。
这便是袁世凯一早就准备好的公投陷阱，哪怕现在民间支持帝制的声势不弱，为了百分之百确保投票阶段顺利进行，势必是要暗中做一些手脚。
只是袁世凯却没料到，正是因为他太过谨慎的此举，反而造成了地方议会中一些“泛民主阵营”人士嫉十分不满。“泛民主阵营”中并不乏有支持帝制的人，但是他们所期许的是袁世凯称帝之后，建立一套完善并且严格的君主立宪制。之前筹安会在对这一派人士进行游说时，同样是对他们做出了诸如此类的承诺，却没想到帝制还没有完全落实，袁世凯竟已暴露出操控议会，公然违背宪法恶迹，如此还如何能让人们相信会有真正的君宪和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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