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威海民团在山东剿匪时，北京的紫禁城里，在崇祯皇帝面前的一场奏对，也牵动了整个大明朝的士大夫阶层。浙江朱家终于在最高权力层露面了。
孙元化上疏朝廷，推荐威海民团出海平定东江镇之叛乱。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兵部或者内阁加一个批注意见，也叫票拟。秉笔太监用印，皇帝过目还是不过目那就不一定了，然后往下一发，就是朝廷的旨意，或者叫圣旨。
东江镇就是个扎手的刺猬，牵扯多方利益和责任，没有人敢擅作主张。这次偏偏又赶上了吏部拟定一批调动的官员，其中就有任命朱大典为山东巡抚。朱大典虽然一直平淡不张扬（低调），但是金华朱家的影响了越来越大，首先是精良的工匠作坊、冶铁、玻璃等等，随后又有减租减息、工商经济贸易，最后是强劲的家丁队伍，无不引人注目。
威海民团的千总是毛承祚，他是毛文龙的长子。但威海民团的来历朝廷还是知道的，他们本就是打着孙元化家丁旗号在遵化助战的家丁队，撤出遵化后来到山东，在登莱参与剿灭闻香教之后成立了民团。表面看是孙家的武装，其背后隐约就是金华朱家。
通过锦衣卫，朝廷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所以孙元化上疏一到，这些朝廷大员们谁也不敢自作主张，只能大家共同商议，共担责任。于是，这个条陈就由兵部尚书梁廷栋在朝会上提出来，让各位大佬拿主意。话题敏感，大佬们都怕粘包，都闷着头，谁也不说话，当时就冷了场。
年轻的崇祯并不糊涂，知道敏感的问题不能这么大张旗鼓的在朝会上议论。说巧不巧，上朝前曹化淳（秉笔太监）奏报，说拿到了金华朱家制作的火铳，崇祯叫他准备好，下了朝会就来观看，这件事又和金华朱家有关系。于是，崇祯点了周延儒（首辅）、温体仁（礼部尚书）、梁廷栋到平台候驾。朝会就散了。
这个平台就是一座依宫而建半边向阳的阁台。皇宫建极殿（今保和殿）以北居中为云台门，其两侧为云台左右门，又名平台。明朝皇帝有“召对”群臣制度，从万历中期怠政便中断了。泰昌、天启两朝，都没有进行“平台召对”。崇祯帝是大明一朝少有的勤奋皇帝，他继位以后，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崇祯帝在平台频繁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对于皇帝来说是召对廷臣，所以叫“平台召对”。对于大臣来说是“奏对”崇祯帝，所以又称作“平台奏对”。总之是小范围的君臣商议国事，用现在的话就是召开个常委会，内部磋商。
故事讲到了宫廷，就要简单介绍一个主要人物，他就是温体仁。整个崇祯朝走马灯一般的更换首辅，就是内阁的头头，崇祯在位十七年，担任这个职务的不下十几人，平均一年一个，由此也反映出崇祯皇帝疑心太重，对谁都不大相信。但是温体仁在首辅的位置上长达六七年，可以说明朝末年朝廷的得失，温体仁的责任重大。明朝实行的是内阁制，内阁首辅相当于现代国家制度中的总理，是个仅次于皇帝的举足轻重的职务。
明朝的内阁制还是比较好的制度，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起码强于皇帝专权。如果在加上一个议会的话，就是君主立宪制了。
崇祯帝是一位有理想，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也非常勤奋，面对他的哥哥明熹宗留下的烂摊子，他决心励精图治，重振大明国威。他首先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彻底的大清洗。崇祯不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凡与逆案有关的官员，不论是首犯，还是胁从犯，统统给予严惩。这就造成了打击面过宽、株连太多，以致朝廷人才匮乏，尤其是作为权力基础的内阁缺员太多，严重影响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
于是崇祯帝决定增补内阁阁员，办法想的也很好。崇祯元年冬，诏令会推阁臣。‘会推’就是有头有脸的大臣们投票选举，还是蛮民主的嘛！结果是江南才子钱谦益名列第一。温体仁榜上无名，资望较高的周延儒也不在被推选的名单上。周延儒为人乖巧．很善于察言观色，左右逢源，深得皇上宠信。周延儒落选，温体仁揣测皇上必定要产生怀疑。果然，崇祯帝见名单上没有周延儒的名字，感到很是不满。也就忘记了‘会推’是他自己出的主意。他轻易的就抛弃了民主，改行垄断专权，犯了朝令夕改的毛病。
温体仁认为这是翻案的大好机会。他和周延儒很快地勾结在一起，将矛头直接指向钱谦益。他们上疏皇上，老话重提，重新抖露出钱谦益身上已经定案的旧案，敦促皇上取消钱谦益阁臣资格。
以下的故事太长，与本书关系不大，就不说了。总之，崇祯朝令夕改，温体仁结盟周延儒捧臭屁，忽悠糊涂的崇祯，击垮了钱谦益，后来又整死了袁崇焕，获得了入阁的机会。崇祯三年正是温体仁入阁的头一年，这时周延儒是首辅，也是温体仁的盟友。这两位都不是好饼，这期间受他们攻讦陷害的官员不少，如毛九华、任赞化、曹于汴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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