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造船厂，朱万化等一行人来到了冶炼厂。生铁、钢和有色金属铜镍铅锌等都在冶炼厂中冶炼。高大的高炉耸立在前面，烟雾缭绕，鼓风机轰鸣，一片繁忙景象。从外观上看已经有了现代炼铁高炉的样子了，只是体积小一些。高炉的骨架外壳全部是钢铁构件，上料的倾斜的轨道车立在侧面。管道纵横交错，高炉气回收装置已经有了，旁边就是高大的储气罐。
这个景象令朱万化十分高兴，他问孙和鼎：“申敬兄，我们现在的钢铁产量是多少？”
冶炼、轧钢都归孙和鼎负责，他比朱万化大一岁，所以朱万化称之为兄。
“台北冶炼厂的炼铁能力是日产150吨，年产五万五千吨。钢产量方面，我们有两个转炉，平均日产60吨，这要看钢的品种了。年产量不到两万多吨。浙江的曙光基地，由于老设备没有更新，所以日产生铁50吨，钢不到20吨，年产一万八千吨生铁和七千吨钢。我们的生铁产量已经是供过于求了，生铁很快就要积压下来。钢产量也有一些盈余，过剩的还不严重。所以我们正要请示：是不是高炉先停下来，特别是浙江的高炉技术落后，停下来可以改造一下。”
生产过剩！这四个字立刻就出现在朱万化的大脑中。他的前身朱大化可是经历过的，在那个世界里居然有人拿行政命令解决生产过剩。某地卷烟生产过剩卖不出去，于是命令下来：在本地区里，不管你是干部、职员、工人、勤杂只要拿工资的，每人两条烟，工资里把钱扣了，说是政治任务。于是不论男女老少，大家都抽政治烟！笔者没有抽过政治烟，却喝过政治酒，吃过政治苹果、政治猪肉。
玩笑了。朱万化自然没有那个能力去卖政治生铁的，他要想别的办法。
高炉的生产是连续的，不能停止。一旦需要停下来，就要采取很多措施，否则炉体会受到损害。再次点火生产也是很费事的。所以高炉停产是一件大事，孙和鼎还是要请示朱万化。
朱万化说：“浙江曙光基地的高炉可以停，停产后进行技术改造，容量不要扩大，原有规模改造，也能支撑几年。这边的高炉你容我想一想，先不要停。十天之内我给你答复。”
这的确是件大事，按说这么大的国家五万吨生铁还是太少了。但是，现在整个社会生产力底下，朱家占的地盘太小，工厂企业数量太少，也确实消化不了太多的生铁。如果是钢产量过剩还可以考虑修铁路，生铁就没有那么大的用途了。
于是，他又问：“转炉能不能再增加一台，增加钢产量？”
“暂时不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轧钢能力不足，增加轧钢设备需要比较长的周期。”
朱万化不由得又想到辽宁正在建设的钢铁企业，他说道：“辽宁的冶炼厂正在兴建，请申敬兄注意一下，一是增强他们的轧钢能力，二是增加转炉数量，尽量减少剩余的生铁。第三是增加生铁的铸造产品，在农具、生活用品上扩充一些产品，消化一些产能。”
实际上，这个年代铁制品是严重不足的，原因还是铁产量不足，质量差，价格高。明代的价格是一斤熟铁（就是低碳钢）价格三分银子，折合人民币约15元，生铁价格每斤一分银多一点，是工业化时代价格的十倍。所以在明代铁器就算是贵重物品了。朱家采用的是大工业生产的方法，质量好，成本低，利润高，同时也就有比较大的降价的余地。
由于前几年朱家低调发展，怕被人揪住小辫子，不敢公开大量的销售铁制品。朱家占领台湾以后形势大变，有了割据一方的力量，也就可以抛开这些限制，大大方方的出售铁制品，有了扩大经营的可能。
另一方面，明朝末年，民间普遍还是比较富足的，除了大规模战乱的地区外，社会民众有一定的购买力，这就为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市场。社会上吸收了先进的工业产品、工具制品，又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购买力就更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基础。
正是这个原因，朱万化始终关注着不要发生大面积的社会动乱，这种动乱会严重的破坏社会积累的财富。外族入侵、农民暴乱、土地改革引发的内乱都是社会严重动荡的根源。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一旦遭到破坏极难恢复。朱万化的改革纲领就不敢触碰暴力均田这条线，使用暴力的手段强制分配地主手中的土地，会引发群体性的对抗，也可以解释为阶.级.斗争，其结果是大家一起走向赤贫，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形态。如果全国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多么强有力的政权也是无能为力的。
朱万化又说道：“大明国土地域广，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细说起来几百种农具也不止，这方面我找人做一些调查。各个行省地区的销售渠道也要逐渐建立、完善，扩大我们的铁制品销售量。前几天我已经派人去召回朱吾安，目的是建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外贸公司。现在看来，不光是外贸，对内贸易也要加强。这方面我也会努力，这些问题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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