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对付乱民只是一个“杀”字。
但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抛开政治效果不谈，这种杀人的方法比招安有效，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简单地说，张献忠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时候，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几天时间。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乱民的行为程序是，造反、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造反。投降次数比较少的李自成也干了多次。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但是也仅仅能维持短暂的稳定，祸根不除乱民随时会再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当时的乱民，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的。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说：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在这一点上朱万化与他的策略是相同的。
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甚至只有几千人。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事实上，他这套理论是错误的，这三个人杀掉了，会冒出来比他们更猛的人：李自成、张献忠。杀了李自成还会冒出张自成。
洪承畴的军队骁勇善战，在他的打击下，乱民在陕西难以立足，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洪承畴随即兼管山西军务，乱民开始向河南方向流窜。
在崇祯四年，向这个方向流动的乱民已经出现，但还不是主流，直到两年之后主要的团伙，更多的乱民才蜂拥涌入河南。祸乱中原，使大明江山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
崇祯六年以后，大股的乱民离开西北进入河南，有两次比较著名的战役值得一提。这两次战役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首先都是大部分乱民首领及其部队被围住了，都有哪些人呢，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很多当时能叫得上名号的都在包围圈里，一个不少。第二个共同点是，包围圈很牢固，冲不出去，没吃的，又跑不掉了，只有等死一条路。第三个共同点是，乱民祭起了看家的本事，最后的杀手锏——“投降”！第四个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关键人物接收了乱民的贿赂，批准了投降。
慢点，投降怎么还行贿？陈佩斯的名言：“没条件谁投降啊？”到这里成了“没条件谁接受你投降啊？”。投降者向受降者行贿，有点意思，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大特色！
共同点还没结束！第五个共同点是，投降都被批准。第六个，刚出了包围圈，立刻重新造反，造成更大面积的战乱和破坏。还有最后一个共同点，事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是某人渎职贪财，大明朝就过了民乱这一关了。
“过关说”却是个大大的错误观点。乱民的土壤没有铲除，依然是天灾、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造反依旧会发生。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李自成一类的人物依然会出现。所以，即便没有人受贿渎职，全歼了已知的这些民乱强人，乱民依然会出现，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强人依然会横空出世，围剿依然是西北的主要问题。
这两个战役的第一场发生在崇祯六年九月，地点在河南武安县（现在归河北省了）。
包围圈形成的过程归功于左良玉，
左良玉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位猛人。出生于1599年，辽东人，没有文凭，是行伍出身，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将军（这时是总兵）。他的部队的基础部分，是他在昌平招募的募兵。当时也是仅次于关宁铁骑的一支强军，左良玉靠着这支部队逐渐发迹，崭露头角。
但是左良玉的这支部队和左良玉本人有一个严重问题——军纪败坏。明朝的军队普遍军纪很差，左良玉的部队更差。差到什么程度？大明的百姓民众害怕他们比害怕乱民更甚，他们对民众是烧杀抢劫，奸淫放火无恶不作。到了后来南明小朝廷时期，左良玉的部队战斗力没有了，但是作恶更甚，成了打着官军旗号的土匪。后来左良玉死了，这支部队到了左良玉的儿子的手里，他带着部队投降了满清。
在西北战场上，左良玉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乱民的主力到处跑。最后，于崇祯六年（1633）九月，乱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不再跑了。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跑昏头了？我们有十几万人，他只有几千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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