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官员身份的士绅们，对于宪政的态度就和缓的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那是根深蒂固的，轻易不容易改变。但是宪政给他们参政的机会，而且是权利很大的议会，士绅阶层是受益之群体，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他们会很快的从怀疑，胆怯中清醒过来，最终会坚定的支持宪政，可以说士绅阶层是执行宪政的基础。只要坚持以报纸为主要手段的宣传，他们的转变是可以期待的。
清朝末年的宪政风潮中，主张宪政的中坚力量就是士绅阶层。
......
前两天在朝堂上，辽宁建省的事议过了，圣旨也发下去了，新任的山东巡抚杨嗣昌也出发了，组建台南卫的总兵带着一批军官也启程前往福建了。九月十五日发布基本法的中华日报到了京城，又引起了新一轮的震动。浙江的朱家这是怎么了？前面的事尚未理出个头绪，又来了新的挑战。难道朱家要造反不成？
在崇祯的眼里，这就是造反！因为他们挑战了皇家的权威。但是大臣中很多人不这么看，朱家没有举着大旗，明火执仗的杀入京城，篡权夺位。还是要尊你凤阳朱家做皇帝。这怎么是造反呢？西北的乱民，东北的后金，那才是造反。更何况朱家无论在战场上，在鼓励农桑，增加税收，平定地方上都在为朝廷效力呢？
崇祯皇帝心里很清楚：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大臣们上朝的时候议论，定然没有一个结果。首先那些御史言官们就不好办，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头，崇祯要想出兵征缴的话怕是很难通过，大明朝的皇帝不能一言堂，对于臣子们还是很忌惮的。但是不出兵打一下，崇祯心里不甘，于是他又采用小范围的平台奏对。这一次他召见的是首辅周延儒、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新任兵部尚书熊明遇（梁廷栋被罢官了）和户部尚书毕自严。这次召对的议题就是如何动兵。
打一仗的效果如何我们的崇祯同志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朱家有多少兵他还是知道的。
朝廷的各种渠道还能知道不少情况，特别是锦衣卫，在民间他们几乎无孔不入。除非皇上不想知道，没有兴趣的事。比如乱民为是么造反，农民们能不能交上税银，有没有饭吃，皇上没有兴趣，锦衣卫也不会去打探。
崇祯知道：朱大典在山东有三支军队，济南的山东营有两千多人，威海的民团也是两千多人，还有一个叫做武警的民团不到两千人，他们分散在山东的各县里。能打仗的充其量就是五千人。军力再强五千人能顶多大用途？
朝廷出动几万人还是容易的，几万对五千应该有胜算吧？崇祯同志没有上过战场，他不太懂，也不敢打包票，但是至少应该打个平手，把朱大典赶出山东应该没有问题。这也是他想打一仗的依据，山东到京城距离太近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群臣到齐，崇祯首先说话：“浙江朱家行为不轨，图谋九鼎，形同造反。朕欲出兵征缴之，众爱卿以为如何？”
皇上首先表明的态度，这是少有的。一般情况都是皇帝不表态，处于超然的地位，臣子议论之后再点头同意，这是天子的威严。首先表态，就表示了皇帝的决心，定了性，不容动摇。
这个话就给朱家定了性，就是造反，要出兵打一打。
既然形势已经明朗，温体仁就抢先说道：“朱家势力波及的几个地方大家都是知道的。浙江是朱家的老窝，在那里朱家有一个护路队，有数千之众（实际上是一万人）。我们在江南的官军能战之师不多，极少胜算。台湾远在海外，何况五军都督府委派的总兵官已经前往福建，会同福建总兵郑芝龙至台湾组建台南卫，此一处观望即可。辽宁遥远，并且辽宁军还在与后金征战，朝廷不好用兵（就是想去也去不了）。余下的就是山东和河南了。北方可用之兵甚多，西北宣大边军、关宁边军、登莱军、河南军、直隶军均可调用。所以臣以为应首选山东，若能擒朱大典进京，此危解亦。”
崇祯问道：“朱大典在山东有又少兵？据说他的军队强悍，用多少兵才有胜算呢？”
这是崇祯最担心的，他不懂军事，要问一问爱卿们。
周延儒道：“据报，山东朱家之兵只有五六千人，为数不多（这与崇祯掌握的情况差不多），此外在河南南阳还有数百人的民团。行军打仗之事臣不甚明白，我出数倍之兵当有胜算把？此事要问兵部熊尚书。”
得，等于什么都没说，首辅也不能为君解忧啊！
熊明遇今年已经51岁了，在明代已经属于老年人。历史上他活到了70岁，在明代算是一个长寿者了。这种年龄的人说话、办事是不会莽撞的。因为年龄的关系，崇祯给他设了一个座位。在皇帝面前大臣们都是要站着的，给个座位也就是一个圆木凳，赶上冬天寒冷时就是个锦墩，不会有舒舒服服的靠背椅子。
熊明遇站起身来，向前一步奏道：“陛下，如果朝廷果然对朱家用兵，微臣恳请陛下准许兵部调拨一些人马，并请户部调拨一些钱粮，首先需要支援关宁边关。微臣担心辽宁军从东线撤兵，后金背后的压力减轻，必然要增兵大凌河。大凌河之围至今未解，登莱的援兵（就是孔有德）尚未到达山海关。另外边关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将近两个月，粮饷不济大军如何肯用命？望吾皇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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