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只要是人，有着人性，就不可能做到——因为人性本就有私啊，全部去掉了，还叫人吗，那叫天道了，人人都是普仁众生的佛祖。
所以，名可秀讲的是，中庸的大道是让人们回到人性之初的至善——还是人性，但是要去掉后天污染的私和恶，如果做到了，那就是如舜那样的大德之人了。
那人们能不能去掉自己心中的私、恶呢？
《中庸》讲，人生下来，有后天家庭的教育影响，有亲戚朋友的影响，有身边环境的影响，有社会风气的影响，心思龌龊了、脏了，或者歪了，这就必须把它纠正过来，故要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把它改过来，这就是《中庸》说的“修道之谓教”。
这个“教”是指教育。“教”者，古字义是效法的“效”。“效”也是“学”的意思，学习的学，跟着来学，谓之教化。之所以人同一切众生、一切禽兽、一切生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教育、有文化，可以把坏的一面修正、改过来。
这就是《中庸》开篇三句话的大义。
名可秀总结道：知道了天性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性。知道了人性之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道——以人为中心、人道为中心。知道了什么是道后，我们知道了怎么去修道——如何去明道而起行的道，就是“修道之谓教”。
名可秀将“天性”和“人性”阐述得很明白了，她要确立的世界观也就清晰了：
人们修道德，不是要回归到婴儿般干净的“天性”状态——这样的状态是视万物同仁的道祖、佛祖、圣者才能做到，普通人修的是人道，就是要洗掉后天沾染上的人性中的污私恶念，回归到人性之初的至善。
简单一句话讲，就是：少些私欲恶念，多些与人为善。
对于普通人来讲，不是要你做圣人，但是要做一个善人。
这有多难呢？
与父母善，然后与兄弟姊妹善，然后与亲戚善，与朋友善，与他人善，与国家善，与其他国族善……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为善”，那么道德天下就自然建成了。
所以，名可秀讲的“至善”不是“无私无欲”，她讲的是“去恶念，克私欲，与人为善”。能做到无私无欲的是圣者，再下一阶是德行高洁的贤者，是不慕私利的君子——一个国家不能缺少这样的道德典范。但是，不可能人人都做到。而“去恶念，克私欲，与人为善”，这是普通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做到的。
要求人们没有一点私心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人性——人性之初是至善，但不是无私无欲，人生下来就有吃喝的欲望，而且“人性”是人的性，这两个字本身就带了种群的“私”。
但是，要求人们做到“不以己私害他人之私”，却是可以确立的道德目标。就好比人会保命，但大多数普通人不会为了自己保命而去害他人的命——除非对方危及到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要求人们能够克制后天私欲的泛滥，故称之修心养性。
名可秀用《中庸》开篇的三句话，确立了儒家修道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非常重要：
因为承认了人性的私，有私就必然有恶。有恶，就必然要有止恶的手段。这种手段，不可能是仅仅是仁。于是，国家的王道和霸道就同时产生了。治国平天下，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这就顺理成章了。治国既要“形而上为道”修人心道德，也要“形而下为器”修器利国用，富足百姓生活——因为人有享受的私欲——也就顺理成章了。
你不能要求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因为这不合人性。你也不能要求人人都过着穿麻布喝稀粥的俭朴生活啊，因为这不合人性。名可秀道，“俭以养德”，是以俭来养德，俭是修养道德的一种途径，但不能将“俭”作为人们生活的目的——这就违背人性了。司马光的错误就在于此——要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要节俭，以俭用来减少利益的冲突，以俭用来减少国家对财富的需求，这怎么可能呢？
名可秀确立的这个世界观，就包括了进取的意义。因为人性有私，有欲望，为了满足欲望，就必须进步——国家必须越来越富强，百姓必须越来越富足。固步自封怎么能够呢？思想封闭怎么能够呢？必须更高、更强，所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满殿响起热烈的掌声。
学子们手掌都拍痛了，却觉得还无法抒发心中的激动。
他们以前觉得疑惑的道理，觉得矛盾的道理，觉得无法判断正确取舍的道理，在名可秀解读的《中庸》面前，在名可秀确立的世界观面前，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许多学子都激动地笑起来。
原来这就是人性！
原来这就是“率性而行”，谓之“道”！
名可秀给他们确立了一句话：有私心不可耻，因为这是人性；但不能克制自己的私心而去害他人，这就可耻了，因为失去了“人之初”，失去了人性中最重要的——至善。
所以，不是“存天理，去人欲”，而是“存人性，克私欲”。
谯定一连敲了两次铜钟，才将殿内热烈的掌声平息下来。
名可秀接着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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