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法率先在三川、南阳两郡推行开来，因为御史大夫范睢强硬的态度，因为韩王然任命的郡县得力长官，恢复井田制废除奴隶制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落实。
两郡之前属于秦国，都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奴隶制原本就残存不多，再经过范睢这么一实施新法，奴隶制完全是烟消云散了。为了防备秦国反攻，韩国在这两郡都囤积了重兵，还未流干的鲜血也依然昭示着韩国的强势。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说，新田法的另外一项内容---恢复井田制应该也很顺利。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秦国在两郡施行的是废除井田制，即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这样的做法迎合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权势。南阳的情况还不典型，毕竟秦国占领南阳不到十年的光景，秦法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深远。范睢在南阳施行恢复井田制的作法，虽然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有兵权在手，力量弱小的地主阶级还是识趣地予以配合。
但三川的情况却远远复杂地多，因为六月的抗震救灾一事，三川的庶民对新法充满了希冀和渴望。然而秦国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已经培养起了一大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他们豢养私兵，可与地方政府对抗。在他们看来，法不责众，如果他们在新法面前妥协退让了，那他们一下子就恢复成一个稍微富裕一点的商人，而不再是地方上的豪族。
为了阻止新法的实施，他们使出了诸多手段。相比之下，驱赶范睢派往县邑施行变法的官吏只不过是最温和的手段，谋杀、投毒、阻挠、离间、收买，凡是可以用的手段他们都用了出来。
信使往来于伊阙和新郑之间，御史大夫府上不断得到某某官吏因病身亡，某某官吏生病告老还乡，某某官吏离奇失踪的诡异案件。甚至，有些胆大妄为的地方豪族，公然反对新田法，并豢养恶奴，围攻县衙。
对于这样的事情，范睢的反应一如既往地坚决、果断。凡是反对新田法者，一律关押入牢，涉嫌谋杀威胁官员者，一律杀无赦。
从九月到十月，足足三百多名头颅滚落在浩浩的伊水岸边，这些反对变法的人士用生命证明了新法的威严不容侵犯，哪怕有些极端的分子举兵作乱攻城，也不过是多证明了一下韩国的尊严不容冒犯，他们的行为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而已。
三川郡事发后，颍川、上党一片哗然。有人斥责“张禄”的不仁不义，有人指摘韩王的暴政，尤恐韩国像秦国一样演变城虎狼之国。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幸存的宗贵们意识到，自己这一方不再下决定的话，再顺从忍让新法的话，只能是完全失去最后一丝反抗的可能。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正韩辛提出清君侧的口号。
新郑，韩王宫。
韩王然望着派出去的间谍搜罗回来的各式各样的情报发呆。
楚国和齐国一战后元气大伤，目前仅有五万人驻扎在抗齐第一线。不过，如果你知道楚国举国之兵才二十多万的事实后，也就不会觉得讶然了。为了尽快地恢复实力，应对来自西方秦国、北方齐国的威胁，楚国继续玩抓野人的游戏。对于秦国主动放弃的鄢城，楚国在第一时间派兵前去接收了。不过可惜的是，白起临行前放过的一把大火，彻底将楚国人美好的心愿破灭了。楚国如今正忙着重修鄢城。
对于目前韩国所举行的变法，楚国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韩国强盛或者衰弱，都和自己无关。楚国最关心地是什么时候打败一次秦国，振奋下民心，以及什么时候能将齐国赶回去，收复淮泗流域。
魏国君臣则是一副谨慎的态度，秦国因为商鞅变法而兴盛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韩国这次照搬了商鞅变法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将其中的暴政比如说连坐、株连去掉了，给其披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衣---仁政、爱民。同时，将土地收为国有，打击新兴的地主阶级。
魏国不知道韩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秦国，也不知道韩王然会不会是下一个魏文侯，因此很是担忧。要知道，原本比自己弱小的邻居若是强大了总不是好事，这不仅仅代表话语权的丧失，更重要的结果是魏国分配到的蛋糕会越来越小。
信陵君魏无忌曾在五月份的时候来过新郑，目的是加强和韩国的联系，毕竟，韩国是魏国西方的屏障。因为河东郡的关系，一旦有事，韩国又会成为魏国最可靠的后援。魏无忌来临的时候，当时正值整个韩国议论新法。这种议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不吃一日三餐，但万不可不知道新法。
庶民们对此多是欢迎的态度，豪族勋贵们则是激烈的反对，哪怕信陵君来的时候，少府韩文被削去了爵位，对新法不满的勋贵也是大有人在。那个时候，信陵君既佩服韩王然敢于改变现状，也感叹三年之内，韩国应该和自己不会发生多么大的矛盾。
在求稳和求强之间，韩王然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不好说正确与否，但却说明了韩王然的魄力。信陵君也想如此做，重振魏武卒的赫赫声名，可行同样年轻的魏王选择了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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