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诉讼制度中，是以逐级上告的形式来完成最后定巘。
按照道理来说，民间有纠纷，首先要以里甲从中斡旋，城市里则是由坊甲，近城市则是厢甲进行调解。
调解不得，才可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告上县衙。
而明朝没有两审终审制度，只要败诉一方觉得诉讼不公，就可逐级进行“上诉”，按照情理来说，官司可以上达天听，由皇帝来定夺。
但民间诉讼，多半在调解时就已止诉，闹上衙门的都是少数，除非是作奸犯科被冤枉，或者是自家人性命为人所害，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受屈者才可能不依不饶。
明太祖时，有常熟县普通百姓陈寿六等人，因受地方官顾英欺压，愤然将顾英绑起，头顶《大诰》将顾英押至南京问罪，朱元璋亲自接见判案，并以此改革吏治。最后陈寿六等人不但被赏赐银钞，还免除三年徭役。
虽然按照道理来说，这次的争产案件，应该从县衙开始上告，但本身商会与知府衙门就有很多关系，甚至知府安汝升还希望通过商会来捞得银钱和政绩，在这种状况下，商会入禀知府衙门，其实是行捷径。
这年头，衙门有人好办事，安汝升就算为荷包考虑，也不会得罪惠娘，毕竟惠娘经常会派人送去银钱作为疏通之用。
当沈溪把详细计划说出来后，惠娘还有些忧虑：“小郎，我们只是升斗小民，知府衙门高高在上，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的好。再者说了，杨氏药铺是杨氏祖产，官司就算最后我们赢了，回头还是会被百姓戳脊梁骨。”
沈溪点头，这年头，很多事情不是靠法理来解决，而是靠人情，人治大于法治。
就好像这案子，《大明律》的确是保护民间所订立的合理契约，但因涉及到祖产，就会产生许多问题，惠娘所担心的，是如同那些讼棍所言，不但最后官司输了，她还会被判杖刑。
但其实沈溪却清楚，这案子在双方签订有契约的情况下，官府多半也会以调解的方式来进行协商，最后令杨家拿出银子，把祖产赎回，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证明，药厂的药方并非是杨氏祖上所传。
“姨，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输官司，这官司我们本身就立于不败之地。若走知府衙门的途径，反而更便利，杨家为拿到成药药方，会使用各种手段给我们施加压力，就是想让姨你不战而屈。若姨你坚持，而且态度坚决地上告知府衙门，杨家那边就会胆怯，会主动过来跟我们协商。”
沈溪要让惠娘表明一个态度，本来我想息事宁人，但你们杨家逼人太甚，我要跟你们死磕到底。
杨家现在是得势不饶人，以为有舆论支持就可以无法无天，甚至想得到成药的药方而坐享其成。
只要惠娘态度强硬，杨家必然慌张，明摆着的事，论势力，杨家怎可能跟身为商会会长的惠娘相比？
而商会又在知府衙门有关系，只要这场官司进了知府衙门，那杨家必然败诉无疑。
第二天，惠娘就按照沈溪的提议，大张旗鼓地去找人写状纸，同时对外宣称会走知府衙门的门路来进行反告。
若是一个官司，必须要在同一个衙门内受理，但惠娘却是另起官司，反告杨家见利忘义，在赚钱之后不但强行霸占药厂成药，还违背契约拖欠一百六十两银子的盈利分红。
本来外界都以为这案子惠娘肯定会吃哑巴亏，乖乖跟杨家那边和解，谁知惠娘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把案子进一步闹大。
这年头，谁态度蛮横谁就是大爷，之前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杨家，但在惠娘要在知府衙门反告杨家的事公开后，再经过沈溪所策划的一轮舆论反戈，杨家反而从争夺祖产的正义一方，变成见利忘义的小人。
才几天工夫，杨氏药铺就在舆论之下暂时关门，因为每天去杨氏药铺的不再是求医问药的病患以及家属，而有很多故意前去捣乱的，其中就夹杂有沈溪让宋小城派去的地痞流氓。
以前商会在府城没什么势力，被人欺负只能忍气吞声，现在水旱两路的帮派都归了商会管辖，你一个小小的杨家也敢跟商会对着干，能跟你讲拳头，干嘛要跟你讲道理？
不过沈溪也担心惠娘宅心仁厚，不同意使出这些阴招，沈溪只能暗地里跟宋小城商量，让他派人去，而且找去的人都扮作是义愤而去声援商会的“围观群众”。
如今宋小城在沈溪的帮忙下，跟絮莲住进了原来的沈家小院，不用付房租，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以后要有儿子的话还能进学塾免费读书，他顿时感觉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沈溪让他办事，他不会说半个“不”字，做事丝毫不含糊。
惠娘作为商会会长，本来可以直接将杨氏药铺赶出商会，但惠娘在这件事上却很大度，我就是不赶你走，看你有什么脸留下。
不出意外，杨家在强大压力之下，无奈选择了妥协。
杨凌和夫妇亲自出面，到商会跟惠娘赔礼道歉，表示不再会提赎买产业的事。但惠娘却知道，她已经无法再跟杨家继续合作，杨家背信弃义，已经违背了商人最基本的诚信互惠原则。
结果，惠娘一分钱都没多赚，当初多少银子买的股份，现在多少银子卖回去，从此陆氏药铺和杨氏药铺互无瓜葛。但若杨氏药铺以后再经营成药，只能他们自己研究药方，又或者从药厂进药，但价格跟城中别的药铺进价等同，不会有任何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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