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编检厅。
谢迁在三位史官修撰朱希周、王瓒和沈溪的陪同下坐了下来，又叫来已经入职翰林院的本届殿试榜眼伦文叙和探花丰熙，先热心地询问了沈溪三人是否适应翰林院工作，随后又问了关于《大明会典》的修撰情况，
东阁大学士亲自关怀，对三位新晋翰林来说是莫大荣幸，可沈溪却听出谢迁话里有话。
“陛下昨日问左右太祖之事，言，太祖驱胡虏，安邦定国，此为国之正统，却不知缘何太祖三十一年而崩，何以太宗三十五年继位，仍以洪武为号？”谢迁很平淡地把一个明朝历史上“说不得”的问题给提了出来。
准确来说，谢迁不过是引用了弘治皇帝朱祐樘的话。
在明朝，有两个说不得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是建文帝，一个是景泰帝，就连史官也不能随便发表评论，更别说是文官武将又或者是市井百姓。
不过景泰帝的庙号，在成化一朝给恢复了，也算是成化帝对父亲的一次拨乱反正，可建文帝到如今都是朝廷上下的禁忌，没人敢提，甚至明朝记录的史籍中，都未曾对“建文”有过任何提及。
建文四年靖难结束，永乐年间朝廷将所有与“建文”相关之典籍焚毁，严令市井间不得再提及建文旧事，洪武三十一年到洪武三十五年之间的这段历史，近乎要消弭于明朝史籍之中。
如今弘治皇帝突然提及，意义可不一般。
朱希周总算在翰林院里待了三年，遇到天子问左右之事，翰林院中人是有义务来回答的，这也是翰林院存在的意义。但这问题实在太过敏感，朱希周略带不解道：“阁老之话，我等不是很明白。”
谢迁笑着摆摆手：“不用太明白，每人写张条子，进呈给陛下看看就是。陛下心头有惑，我等要为陛下分忧……”
谢迁非常聪明，既然弘治皇帝问了一个不能说及的问题，那就让翰林用笔来解答。这就如同殿试上的策问题一样，为什么高祖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年号却用了三十五年？要求用最能符合帝王心意的答案，解除皇帝心头的疑惑。
各人都找了个靠着书桌的座位坐下，这次策问有些特殊，翰林院从史官修撰往下，凡当班之人必须到编检厅来写条子回答弘治皇帝的问题。
谢迁有言在先，只是写个条子，不用署名，只要回答得宜便可，至于弘治皇帝是否会亲自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既然皇帝已经发问了，能不看吗？最多是不知道谁写的而已。可若皇帝实在觉得谁写的不合心意，要降罪，发回来问是谁写的，你敢不承认？就算嘴硬，最后对号入座也能把人给揪出来。
沈溪最讨厌这种不记名投票，因为不记名代表的是以为不用对文字负责任，但其实不记名比记名更让人无从下笔。
沈溪研好磨，拿起毛笔来，却迟迟没法落笔。
靖难之役的过程，对他而言那是再熟悉不过，从事情发生的起因，到中间的战况反复，再到结果，都不过是历史上一段普通的记录而已，但这段记录，在明朝却是史官之大忌。就好像每朝每代都有一段隐晦的史料，就算记录了那也是秽史，只有等朝代更迭之后才会提及。
沈溪知道，建文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恢复。
不知如何下笔，沈溪只好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却见那些翰林同僚这会儿正奋笔疾书，他不明白这问题到底有什么好写的。思索再三之后，沈溪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建文。”
“答卷”就算完成。
简单的两个字，是明惠帝朱允炆的年号，但这年号已有一百年未曾有人提及，历史上真正开始出现记录，已是靖难一百二十八年后的万历二十三年。
明朝人习惯以为，太祖皇帝之下是太宗，太宗之下是仁宗，就连朱棣的“成祖”庙号，也是后来嘉靖皇帝给加的。
就算眼下的读书人，也鲜有知道“靖难”这段典故。
不多时，谢迁开始“收卷”，沈溪把写着“建文”两个字的纸折好，呈递过去，心里还在琢磨，不要因为这条子惹来祸端吧？
不过怎么想，沈溪都认为自己只是提了一个既在的事实，就算要追究，他也能从“建文”这两个字上找出诸多借口推搪。
谢迁把所有条子收好，也没打开看上面分别写的是什么，随便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便匆匆忙忙走了。
谢迁这一走，翰林院里就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不明白天子的用意，而此事涉及到一段历史的拨乱反正，但其实就算是翰林这等饱学之士，对明初这段历史也不是很熟悉，有的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太祖在洪武三十一年就驾崩了？
朱希周走过来问沈溪：“沈修撰，你可知陛下问此话的用意？”
沈溪摇了摇头。
朱希周叹道：“翰林院中，有许多事是不能对人言的，不过陛下既有所问，当知无不言，不应有所顾忌，这也怨不得你。”
沈溪心想：“我把明惠帝的年号都给写下来了，这还不是知无不言？难道我非要把‘靖难’的全过程写上去，才算对皇帝负责？”
不过再一想，自己刚才就写了两个字，或者朱希周根本没有察觉自己动过笔，以为他交了“白卷”，才会有此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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