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东的行动十分可疑，虽然张大会也没抓到什么把柄，但并不妨碍他记张东的仇。张大会现在并不怕他，因为张东绝不敢动用情报局的力量对付自己，那样会给他自己留下致命的把柄，一旦泄露出去，还不用陈新下手，周世发就能要了他的命。对张东这种人来说，不会让自己有把柄落到别人手上，即便是自己的心腹也不行，所以光靠一个张东是找不到张大会的。
张大会放下心事，收拾停当后仰躺在床上，阳光从瓦片的间隙透出一点光晕，此时便如他多年前一个人来京师时一样，在这个百万人的都市充满孤独，再到后来在京师的呼风唤雨，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人离开的时候。
张大会盯着屋顶喃喃道：“崇祯八年，快五年了，回登莱，回家。。。京师老子还会回来的，张东你给老子记住。”
。。。
崇祯八年的五月下旬，在张大会悄悄踏上归途的时候，又一次粮荒到来运河沿线。流寇的肆虐让大明北地和湖广的粮食产量下降，江南过度的商业化让粮食极度依靠湖广和江西，现在最大的粮仓湖广歉收，整个江南地区的粮价一直在上涨。
今年的粮荒比去年更加来势汹汹，从扬州开始便出现粮价上涨，运河各个码头都有人在购粮，除了朝廷的漕船能顺利北上之外，各地的官绅和漕帮都在拦截粮船，要求他们在本地放粮，连漕船的夹带也很少能过天津。
通州等地的粮价迅速飙升到了接近四两，永平、滦州、关宁等地粮价更加惊人，永平和滦州等地达到了六七两一石，而去年最后的一波打压粮价，造成很多行商破产。
粮价高企造成当地很多人逃荒，永平一带商业凋敝人口稀少，使得运输的成本更高，京师的很多行商都在观望，敢往关宁地区运输的只剩下朝廷大员背景的大商铺，而这些人与四海商社是一伙的，不但有粮食的利益，还有卷烟棉布南货等等，从实力上来说，他们能调动的资金远远不能和今年吸收大量存银的四海钱庄相比，加之去年尝到了甜头，所以他们都和四海商社保持一致，放粮的数量不大，以少量货物维持高利润。
天津的私人船只在去年被四海商社大量收购，很多船都停在天津不动弹，往关宁的海运数量很少，到了六月初突然征集水手，然后离港去向不明。剩余的船只也有四海商社的人去雇佣，据说是要去登莱拉棉布。
海陆两路交通都不顺畅，使得人口密集的的辽西地区陷入了严重粮荒，求粮的文书一道道飞往京师，崇祯严令户部尽快补足，但朝廷的力量此时已经远远不能与登州体系相比，明末时官场的种种弊端和低效更加剧了这种差距。
到了六月中旬，辽镇的粮价到了十两，去年那一波已经把辽西民间的存银洗劫了一遍，很多营兵家中无隔日之粮，朝廷运去的本色被各级将官扣掉分润之后基本只够养活营兵自己，辽镇将官中还有不少人自己开起粮店，用各种方式从四海商社及其同伙那里买粮，然后卖给辽镇营兵，营兵的折色被高粮价回收到了商人和将官那里。
原来辽镇将官就多有经营四海商社货品的，吴襄、祖大乐、祖宽这样的辽镇干将，也靠着四海商社做起蒙古、关宁地区转手贸易，在其中大发其财，祖大寿本人也差不多。去年之后四海商社控制了辽西商路，各级将领与四海的纠葛越来越深，不知不觉间登州已经用商业捆绑了辽西的将门。
等到祖大寿发觉其中的道道时，这种利益已经难以解除，祖大寿对辽镇的控制主要靠姻亲和利益，各个将官的商铺都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让他们得以养更多家丁，在辽镇中更有地位。这种利益是祖大寿也不敢动的，否则就失去了他控制辽镇的基础。
祖大寿也是第一次遇到陈新这样干的，以前后金多是依靠军力威慑，隔一段时间派兵来敲打一下，然后私下再与祖家军联系，现在的登州镇却是无孔不入，祖大寿虽然打不过后金，但是守城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却找不到方法对付登州镇。
但粮荒不解决是不行的，祖大寿无奈之下准备再次派出吴襄去登莱，吴襄是登州的熟客了，他也没有推辞，不过这次他多带了一个人。
临行前吴襄去了一趟锦州，这里是祖大寿的大本营，从杀何可纲的事情暴露后，祖大寿就摆出军阀态度，一直坐困锦州。锦州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朝廷愿不愿意撤的问题，如果崇祯坚持撤掉锦州，那祖大寿就只能投后金，所以朝廷只能这样养着辽镇。
祖大寿看起来是一方军阀，实际上形势比登州恶劣得多，陈新三面临海，只有辽南与后金交战，后方十分稳固，祖大寿则是四面皆敌，与其说他割据锦州，不如说他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不得不困守锦州一处，连方一藻所在的宁远也不敢去。
吴襄一行从宁远而来，沿途堠台林立，整个宁锦之间都有大小堡垒的掩护，如果有一支能与后金野战的精锐，这条防线是可以信赖的。但明军的问题仍在于野战和机动力，失去攻击能力的堡垒并不能起到堡垒的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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