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渊方殁，新皇登基未久的这一年，任何跟陇西李氏亲族走近的行为都需要勇气和充分的理由来支撑。
薛收当年随军南下长安，不用说了，那会随军晋人多数都和秦王有着交谊，李世民的家底也是那时打下来的。
薛收叔侄不但是晋人，而且还是秦王一党，当时李建成势大，他们在朝中受到的排挤就不用说了。
义宁二年，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当时李世民在外领兵，薛收觉着李渊太急了些，于是上书言事，私下里也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顿时被太子一党抓住了把柄。
薛收入狱，薛元敬侥幸脱身，奔走为叔父脱罪，经过房玄龄求到公主门下，对于李秀宁来说，实是小事一桩，对薛收而言，却是救命之恩。
那会太子，秦王兄弟两个争斗日趋激烈，关进长安牢狱的人非常多，在牢中死上几个太正常了，薛收被吓的不轻，再不敢于长安胡言乱语，也正是这件事，促成了他们叔侄离开长安去军前效力。
于是他们叔侄在蒲坂被俘，又进了晋阳大牢待了些日子，骨气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多贵族都降了，他们叔侄却坚持了许久见获救无望，这才改换了门庭。
如今李渊败亡，薛收觉着不能忘了当日之恩，于是嘱咐堂兄和侄儿到长安拜见一下公主，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地方。
当然了，薛氏子弟也不是纯粹的书呆子，他们是晓得一些消息的……再加上只是拜望一下，又非党附于人，应该没有大碍。
薛德音叔侄拜会了公主之后，没几日张公瑾却是得了好处，薛德音得了公主传书，让张公瑾去梁州总管李武府上拜见，能不能留在人家身边，那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这就是荐举制度下的政治生态，只要有得力之人推荐，那你就不缺机会。
对于张公瑾而言算得上是意外之喜，毕竟吏部迟迟没有回音，也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这边则是梁州总管即将走马上任，需要寻些幕僚带去任上。
张公瑾自入仕以来几乎都在地方上打滚，对这个过程太熟悉了，像梁州总管李武这种情形，幕僚变实职也许只是转眼间的事情。
张公瑾无根无基，瞄准的是总管府的内职，比如说长史，司马，各曹参军等，还有随身书记，文录之类的职位他也能成，只是怕人家信不过他。
至于前朝公主的恩惠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麻烦，张公瑾自认官微职小，那些大事还寻不到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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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瑾很快便见到了此间主人，但李总管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跟着一个长大汉子，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冯立，字世立，曾任伪唐东宫翊卫，一身的军旅气息，满嘴地道的关西腔，言谈举止却颇为谨慎内敛。
这样的人张公瑾见过很多，出身世族，以家世及军功起家，如今看上去……应该是落魄了，初一见面，他自然不晓得这人是伪唐余孽，曾经的太子近人。
至于旁边那个长的唇红齿白，浑身都好像带着些灵气的少年，都不用说什么，闻闻味道张公瑾就知道这人出身不简单，是前程不可限量的那种人。
李武稍一引见，便让几人坐下说话，公主行事还是那么周到，冯立和张公瑾两人来之前，他们的经历以及性情为人便都以书信的方式来到李武这里。
张公瑾没什么，河南降人，现在大唐治下这种人非常的多，毕竟李密，王世充等相继败亡之后，河南人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关西地界，不值得稀奇。
而且张公瑾的资历让李武很满意，这人在地方上任职多年，治政经验丰富，尤其是还到晋阳“深造”过，就更让人放心了一些。
可冯立就不太好说，以前是太子李建成一党，还是很忠心那种，当夜潼关一场大乱，李建成身死，冯立得知消息后率人围剿了河南降军，并当场手刃了秦琼秦叔宝。
如果不是大军环伺，被亲卫们围的严严实实，韦挺恐怕也悬了，因为冯立还率人冲击了韦挺所部，想要杀了这个叛主之贼。
要知道当时韦挺是东宫左卫率，领东宫亲卫，若非被他支开，当夜冯立等人又怎会离开李建成的身边？
所以一场变乱下来，冯立身披数创，是被人拿下的，之所以未被斩杀，还是因为当时李建成亲近之人颇多，众目睽睽不好下手，王珪等人也不愿节外生枝的缘故。
侥幸活了下来，太子李建成已死，冯立也老实了，回京之后经大赦释还家中，之后无人再敢用他。
被公主荐来李武府上，见了面谈及旧事，冯立并无避讳，他是这么说的，“吾侍奉太子数载，恩遇甚厚，生时我当尽力辅佐，死后我便要为其报仇，此人臣之本分，不需有所顾忌。
今侥幸未死……家中亦有妻儿老小牵系于身，不敢轻言生死矣，惭愧惭愧。”
大意上也就是说，咱当时为主人报仇时可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没有死成，那么前主的恩情报的也就差不多了，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
李武接受了他的解释……实际上在见这两个人之前，他们的职务差不多也就定下了，不出大问题的话，李武不打算拒绝公主的意愿。
还是那句话，他最多只是为难一下而已，即便荐来的是陇西李氏中人，他都能考虑一下，何况是冯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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