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树德现在急需摸一摸定难军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现在战争在即，他需要更精确的一些，并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国朝财税体系，大体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两税三分的格局。
具体到某一州，其刺史将属州部分赋税送至节度使、观察使处，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开支，曰“留州”，节度使再将部分税赋解送京师，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个藩镇都要交，即便是素来跋扈的河北诸镇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着这套体系，元和年间朝廷收到了总计三千五百余万缗的赋税（实物亦折算在内），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三至四倍。
其实，单就人口来算，后世严耕望等人认为，虽然藩镇割据，但武宗年间的人口未必比天宝年间少。不然的话，以明面上远低于开元年间的税基，即便财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税，中唐那会也不可能达到三四倍的财政收入——天宝年间800多万户，大历年间一度只有130万户，结果两税法一实施，十年内变成了300多万户，并且在接下来五十年内增长到500万户，平均每户6.63人，超过天宝年间户均5人，着实了得。
黄巢入长安之后，各镇上供都暂停了，或许未来会陆陆续续交。嗯，已经有一些恭顺的藩镇开始上供长安了，虽然皇帝还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镇本来就穷，暂时都没交。河中这种富裕藩镇更不用说，一年七十万缗的盐利全数截留，也难怪后来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于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钱。
中和四年，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发展，绥州户口渐丰，垦田日多，全年地税共收得粟麦杂粮41.42万斛，户税得绢68480匹、钱12750缗；银州地税12.09万斛，户税绢57920匹、钱11313缗；夏州地税7.71万斛，户税绢20960匹、钱4094缗。
这三个州里面，银州百姓负担应该是最重的，因为户均人口只有3.2人，绥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还是大量巢众编户，刚刚娶妻，户口太少。国朝收税是按户收取的，因此负担较重，若不是该州数千巢众跟随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头羊的话，日子怕是要很难过。
值得一提的是，国朝实行的是量出为入的财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此时的税收体系非常粗陋。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基本就是军头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个数额，各州再层层摊派下去。过程怎么样，军头不管，他只要钱。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特别是藩镇割据以后，州县官职被幕府大量占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幕府才几个人？军头们收税，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摊派么？这个过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乡绅、宗族上下其手，一个不好，就会逼死不少人，或者逼着他们流亡，税基流失。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三州十二县共计收得两税粮豆61.22万斛、绢14.42万匹、钱2.82万缗。此外，还有今年刚刚有起色的贸易榷税近六千缗，军属农场收租18.22万斛，卖军马收入折合钱约9.8万缗。
这个正税（不算杂捐），其实是低于此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绥粮价折合成钱的话，户均八缗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国平均就已经十余缗了，此时过去百年，只会更高。
当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后梁比晚唐更高。而后梁还是五代里最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农民人均负担更是在晚唐五代赋税最重的后周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么活下来的。
定难军衙军、州兵一年粮赐60多万斛，战死或伤残军士抚恤两万多斛，在营军士粮食日常消耗二十余万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万斛，更别说还有钱帛赏赐了。
明年多了十多万缗钱的盐利，之前新开垦的荒地产量也在慢慢增加，再加上夏、银二州持续开田，绥州百姓也在自发增加田亩数量，明年的两税、榷税、军属农场租入外加卖马钱，应该可以覆盖大部分军费支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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