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又想起了“一件小事”，说是史书中记载，有一次东宫府上死了一个王姓宫女——史书上对此的用笔非常隐晦。按说以东宫的规模体量，死一个宫女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意外得了什么严重疾病本来就很容易致死。
但是，王安当时却打算把这件事情上报给朱翊钧，为此便引起了朱常洛的不满。
朱常洛不满很正常，他此时虽然已经贵为太子，但储君之位并不稳固。郑皇贵妃乃至朱翊钧这个父皇，始终都有易储的念头在。说得难听点就是朱常洛不能犯错，任何一点小错误都可能被郑皇贵妃抓住利用，成为他被废黜的理由。
王安身为朱常洛的心腹，政治命运已经和朱常洛捆绑在了一起，按理说应该事事站在朱常洛的一边才对，他为什么要把王姓宫女的死上报？
这一直是个谜题，但高务实隐约有种猜想：王姓宫女应该与朱常洛关系不一般，大概率是被朱常洛临幸过的。而该宫女的死，大概率也和朱常洛有关，只有这样，才会让朱常洛如此害怕事情被捅出去。
高务实由此再联想到熹宗朱由校生母的死，还有思宗朱由检生母的死——这两位的死也不正常！过去因为没往这方面去想，倒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现在一想，问题就很大了。
前者是万历四十七年暴毙，后者是万历四十三年暴毙，两人居然都是非正常死亡。一个死因古怪也还罢了，两个呢？加上这位王姓宫女，那就是至少三个了！
高务实站在后世人的角度来分析，很快就有了一种猜测：朱常洛的皇子生涯经历了长久的压抑与惊惧，很可能导致了他精神上的某种问题，往轻点说……比如有家暴倾向，这应该是很正常的，至少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
所以，高务实此时忽然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了，那就是王姓宫女的死，极有可能是让王安意识到了朱常洛在府中虐待宫人的行为已经越发极端，因此才想通过上报朱翊钧来制止朱常洛的这种行为。
从在这一点来反推，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即便王安的政治利益已经与朱常洛捆绑，但他仍然心存某种准则，并且愿意为了这种准则做出巨大牺牲；其二，王安的个性很倔强、很执拗，当他认为某件事是正确的，他会尝试坚持去做。
当然，最终他并没能真的把这件事上报成功，而史书中对未能上报的原因没有说明，只说因为这件事，让王安与朱常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双方就在这种互相依存，又各有芥蒂的状态中，迎来了朱常洛的登基。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驾崩，朱常洛登基。这一年，也是明代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同一年先后经历了三位君主。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光宗登基；九月，光宗驾崩；紧接着熹宗朱由校继位，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而对王安来说，这同样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此时距离他王安自己的死，竟也不足一年了。
朱常洛登基之初，照例大赏东宫旧人，结果王安的职位是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巾帽局。
按理说，新君刚刚登基，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万历年的旧人，因此东宫的几个重要宦官先做秉笔太监，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王安作为朱常洛心腹，居然只是掌管巾帽局，这就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了。
如果对比一下，在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才来到他身边的宦官，如邹义、李实二人，比起王安陪伴朱常洛的时间整整少了七年，然而前者掌尚膳监印兼提督东厂，后者掌御马监印，而且二人同时也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不论从权势、影响，还是个人利益(油水)来说，王安执掌的巾帽局都完全不能和邹、李二人相提并论，因此很多人——包括当时之人、后世之人——都觉得朱常洛这是待人不公。
不过，高务实倒是觉得大家在这件事上可能冤枉了朱常洛。
首先，万历四十八年的时候，王安的年纪已经五十出头。当然，这个年纪本来不能算太大，因为之前六七十岁依然手握大权的宦官先例不是没有，但史书明确说过王安的身体状况——他一贯身体不好，甚至因此不肯多说话，仅仅是为了“养气”。所以，如果兼任了太多要职，王安估计没有太多精力来处理。
其次，王安虽然交往广泛，但史书又说他在公务上非常严苛，这样的人如果贸然委以要职，尤其还是在新君继位之处，的确恐生变故。
最后，王安虽然职务相对不显赫，却依旧是朱常洛的首席智囊。
朱常洛在位时间仅仅一个月，其发布的诸多政令，包括皇帝用内帑补发军饷、启用一批东林党人、处理朱翊钧遗留人事等等，基本上都是王安在主持。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在朱常洛登基后，王安的份量其实依旧举足轻重。那么，按照王安的资历，等过几年神宗旧人都被清理干净，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很可能就是他的。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常洛才先只给一个巾帽局让王安干着。
可惜谁都不知道，朱常洛苦苦熬了几十年才等到的至尊之位，他却只坐了一个月时间。接着便是着名的“移宫案”。“移宫案”很精彩，不过这里暂且不必细说，只需要简单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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