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一年的春耕祭祀活动，根据苏咏霖的行政命令，民间可以根据各自的习俗举办，但是官方不准以任何名义举办。
官方必须把所有的财政支出都投入到兴修水利当中去，谁敢抗命举办官方性质的祭祀活动，立刻革职，没得商量。
苏咏霖对此声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去努力耕种田地、兴修水利，只知道求神拜佛，对农业生产不会有任何帮助。
大战刚刚结束，中原大地遭受到金贼的严重破坏，百废待兴，正是需要全体官员励精图治恢复生产保障民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全心全意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当中，却要耗费钱粮物资和宝贵的农时举办毫无意义的祭祀活动，岂不是本末倒置？
不准！
苏咏霖以总务局的名义明确发布命令要求官员全部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当中来，兴修水利越好越多，才证明这个官做的不错。
兴修水利的数量和质量将成为总务局考功司判断地方行政官员功绩和升迁的重要标准。
苏咏霖把官职升迁的一条重要标准公之于众，这在光复军占领区掀起了一阵波澜。
当然不是因为升迁标准，官员升迁标准五花八门，素来都是随着统治者的喜好而变动，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升迁标准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苏咏霖治国理政的思想。
很多人都没想到苏咏霖居然是荀子的信徒，信奉天行有常那一套。
虽然说荀子也是战国大儒，是儒家自己人，但是自己人也有个远近亲疏，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荀子的思想和如今儒家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的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与本土迷信相结合，把皇权和神权合二为一，使得皇帝成为天子，实际上已经有了儒教的风范，对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儒家学派经过隋唐五代十国的低潮期，好不容易在北宋重新取回了官方指导思想乃至于国家宪法的地位，靠的就是这一套顺应北宋统治者需求的神权皇权合二为一的说辞。
而荀子的思想却恰恰反对天人感应，反对天人合一，认为要把天和人分开来看，天就是天，人就是人，二者没有关联。
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是当今主流儒家思想所不能接受的，是动摇自董仲舒以来儒家霸术存在根基的思想，且并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可是作为最高统治者，苏咏霖却偏偏认同这种思想。
这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苏咏霖脑袋有问题。
没了天子的名分给你背锅，没有君权神授的大义加持，你的权力合法性倒是可以用武力来保证，但是你的后继者呢？
你不考虑这些？
有些学术型官僚察觉到苏咏霖的这一思想倾向会给未来的政局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乃至于体现在他称帝之后即将召开的科举考试上，心中焦虑不安。
苏咏霖做了皇帝之后，是要开科举取士的，如果他硬是要用荀子的思想来取士，必然会有人反对，也必然会有投机分子投其所好，与儒家主流唱反调。
到时候这些投机分子大量存在与朝堂之上，挤压主流儒教思想的生存空间，是极大损害主流儒教思想信徒们利益的一件事情。
那会给未来的天下局势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但是苏咏霖的威势在这里，武德爆棚，军队支持他，他自己的部下也支持他，没有人可以强迫苏咏霖更改他的看法。
在苏咏霖即将覆灭金国、武布中华的档口，旧官僚和旧士绅根本不敢就这个问题和苏咏霖进行辩论，乃至于强制要求他更改思想观念，回到主流思想当中来。
所以这个问题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非常严重，却也只能暂时搁置争议，不能讨论，否则万一苏咏霖发飙，使用他无敌于天下的军队扬了反对者，那反对者就是笑柄了。
谋国，更要谋身啊。
各地官方不敢违背苏咏霖的命令，不敢以官方名义举办祭祀活动，只好作罢。
在这样的氛围之中，这一年的春耕于四月中基本完成。
春耕完成之后，一年之中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只要天气不反常，没有大规模蝗灾旱灾水灾，一般而言就能顺利撑到秋收。
而应对蝗灾、旱灾和水灾，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非常有限，却并非毫无办法。
兴修水利就是人类应对大自然危害所可以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办法。
很多地方发生水灾旱灾蝗灾，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往往是因为地方贪腐和官员的不作为造成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不能发挥作用。
因地制宜兴建水利成功的地方，自然灾害就算波及到，也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所以苏咏霖把兴修水利的数量和质量纳入官员考核标准之中，明确对外公布，以此激励地方行政官员兴修水利。
而在春耕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苏咏霖可以从农业生产的政务当中抽出身来，开始对攻略关中的行动做一番安排。
此次攻略关中的行动，苏咏霖打算两路出击，一路交给张越景，一路交给苏海生。
两人一个从潼关出击，争取攻克潼关，打开进攻之门。
另一个从河东出击，以黄河渡口重要关隘大庆关为目标，争取用最短的时间突破大庆关，渡过黄河，从而进入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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