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元良真正的改过自新之后，他接着苏咏霖的步伐，在广州当地和广州以外的地方大量推行基层政权搭建，构建各级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从无到有扩大了广州复兴会组织的规模。
接着他又在各地民情咨询室的工作上做了很大的成绩，从无到有建起了各地民情咨询室，充分与民众相结合，构筑了相当通畅的传递渠道，不断为民众办事。
洪武十年、洪武十一年两年政务、复兴会考核，谢元良在朝廷体系和复兴会体系内的评定都为优等，是极其少数的在两个层面的评定都达到优等的官员、会员。
于是在洪武十一年三月，谢元良正式晋升为广东行尚书省参知政事，正式主政广东行省，成为广东行省建立以来的第一任参知政事。
而后，广州复兴会组织和各地的临时组织正式得到复兴会中央的承认，扩编为广东行省复兴会分部，复兴会在广东行省各州府、各县的组织开始全面设立。
谢元良随之晋升为广东行省复兴会分部副主任，正式进入了大明朝廷高层和复兴会组织高层，一扫过去的阴霾，走上了人生路的新途径。
这一段时期也是广东行省的大建设大开发时期，基本上继承了之前一千年广东地区开发的成果。
谢元良事必躬亲，戒骄戒躁，奉行苏咏霖深入地方做调研然后再颁布政策的办事方法，带人一个县一个县的调研、考察，统计荒地、良田、山河湖泽的面积，对各地农业生产和工商业发展的前景做评估。
从洪武九年到洪武十年年底，各地不断爆发小规模叛乱的同时，谢元良不辞辛劳危险，花了十六个月的功夫对整个广东行省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考察。
在此基础之上，他在洪武十一年年初提交了一份《广东行尚书省发展要略》的奏表给到苏咏霖，洋洋洒洒近百万字。
苏咏霖看后，对这份奏表大加赞赏。
他注意到谢元良以县为报告单位，一个县一个县的详细描述这个县的历史沿革、地理水文状况、气候状况、土地状况、资源状况和人口状况，对这个县的农业发展前景和工商业发展前景作了预估。
并且他还通过较为精密的计算对这一地区发展起来所需要的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做了预算，给出了详细可靠的数据。
对于这种严谨的态度，财政部那边首先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全国的地方官员要是都有谢元良这样的办事态度，他们的统筹规划就轻松太多了。
当时林景春还对谢元良大加赞赏，说地方上多一个这样的官员就能让他多活十年。
苏咏霖闻言还调侃说多十个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能让他多活一百年。
该说不说，说一百遍我知道错了还不如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谢元良认真改正错误的行动苏咏霖看到了，也让苏咏霖知道谢元良是真的改过自新了。
所以在提拔的问题上，苏咏霖也不会含糊。
之后，苏咏霖提拔谢元良的同时，也将这件事情广而告之。
他将谢元良树立为地方官员有为理政的典范，大力表扬，号召全国官员学习谢元良脚踏实地走遍山河的精神，踏踏实实做事情，认认真真搞评估，不要搞些假大空的事情。
有了谢元良的带动，倒的确在全国官员群体中，尤其是中高层官员群体中掀起了一波下地方调研的潮流，并且隐隐有让这种潮流成为固定惯例的趋势，这是个好事。
过去，一些高层的地方官员对于自己的辖区的了解较为片面，主要靠下属汇报而不是自己去调研，对地方的了解有“悬浮”的特征。
这种情况深为苏咏霖所诟病，多次斥责这些高层地方官员脱离群众。
而现在有了谢元良这个榜样的带动，苏咏霖也能有的放矢，针对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谢元良在广东行省带起一波新的潮流之后，在具体的发展上面也没有拉跨，能分析能调研，一样能做事情。
广东行省初建，虽然通过土地革命和打土豪积累了第一笔财富，但是财富数量有限，所以需要中都财政部提供资金支持。
苏咏霖和财政部开会，答应了广东行省的请求。
其他行省需要财政支持都是中都直接拨付的，而广东这边因为有广州市舶司的存在，所以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将广州市舶司每年的关税收入拨付一定数额交给广东行省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
有钱有土地有人力，谢元良就大展拳脚，在广东行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运动，劝农劝耕。
两年多的时间里，谢元良就让广东行省正在耕种粮食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有余，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
更有意义的是，他也让广东地区直接向官府纳税的户口数大大增加，大大增加了官府的合法财政收入。
被剿灭的地主豪强与蛮夷部落下属的人口被明军解放出来成为在编户口。
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进入山野之地的山中逃户也被劝导出来成为在编户口。
原先因为官府不作为、懒政而没有进行严格调查的人口也被查了出来重新登记。
这两年来出生的人口也被登记造册。
短短两年间，明明没有多少移民进入两广之地，但是广东行省的在编人口总数却从洪武九年第一次调查的二百零三万扩充到了三百零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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