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逻辑，若要改变这些运行逻辑从中取得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伴随着有为状态而来的，就是官员感受到了权力扩张的快感。
借助有为状态的治理逻辑的转变，官方力量空前增强，需要办的事情陡然增多，官僚队伍也会因此吸纳数量更多的新人进入。
有为状态会快速诞生一个庞大的官僚团体依附于其上，成为事实上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高度绑定有为状态，视之为政治正确。
没有规矩的束缚，他们很快就会失控，他们很快就会把合理有限度的有为状态带到无理无限度的有为状态，肆意侵害农民的利益。
而且就那么一直的“有为”下去，不断的“有为”，直到把民间在无为状态期间的积蓄榨干、爆发农民起义为止。
而当统治者发现问题所在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有为状态带来的问题，而是有为状态本身。
那规模极其庞大的臃肿不堪的官僚队伍以及其腐朽堕落的奢侈生活模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统治者若想要挽回帝国江河日下的局面，就要约束、裁撤官员，而这，必将引起官僚队伍的强烈反弹，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王安石，张居正，还有雍正皇帝，这三个典型的改革代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此。
苏咏霖从来不认为官府过度干预民间事务是一件多好的事情，过度干预本身就意味着要做的事情更多，就要附带有大量的官僚队伍。
而官僚是不产出任何财富的，他们只会消耗财富，若只是守规矩的消耗还好，他们还会抢夺财富，还会霸占财富，此消彼长之下，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最终必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均贫富。
就苏咏霖所观察到的大明的现状来看，有为状态持续十数年以来，整个明国社会快速结束了封建时代积累的多项弊病，消灭了封建时代的食利阶层，前所未有的解放了民间生产力。
也因此，这十几年间，明国财政收入连年递增，民间财富积累也连年递增。
但是随着有为状态的持续，明国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官僚问题，甚至侵蚀了理想加成的复兴会队伍，让苏咏霖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吏治状况。
明国和一般封建王朝不同的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完成更新迭代之后，就会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
他们只会对站错队伍的前朝余孽发动清洗，而不会对全部的地主豪强阶层发动清洗，反而会拉拢他们，尽快让国家恢复正常，所以他们可以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开始与民休息。
这个过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后的两三年就开始了。
而明国为了彻底解决弊病、完成革命和生产改造任务，建国之后就没有无为修养期，而是快速进入了有为革命期。
明国在苏咏霖的带领下催动数量相对庞大的官员干部队伍深入民间，把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号召政令的形式动员民众消灭地主豪强等旧时代的余孽。
通过如此暴烈彻底的行动，明国将整个食利阶层连根拔起，在全国范围内消灭的一干二净，开创了新的历史，由此颠覆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极度释放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之后明国不断革新，不断革命，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工场，建设民兵队伍，建设全国性质的扫盲识字班，四处征战，开疆拓土，消灭敌人。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队伍越来越庞大，官方权力越来越大。
也因为其正义性质和对底层民众利益的保护，以至于越来越得到民间的欢迎和支持。
消灭食利阶层所带来的极为庞大的物质收获也为这一行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支撑，使得有为状态下本身相当剧烈的损耗能够被兜住。
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刚愎自用，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产生孩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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