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发运司、转运司、籴便司，本来是平级的衙门，但是负责的事情又有交叉，这本来是为了分权制衡，但是及此关键时刻，却很容易让他们互相推诿扯皮，造成法不责众之势，故而，应建议朝廷，于三司之中择定一司总揽全局，全权负责，一旦延误购粮，究其主官及一众从吏责任。
第三，国家根本，仰给于江淮，得委派钦差前往江淮，就近指挥筹措粮草。第四……”
妙妙奋笔疾书，将他的意见一条条记下。
崔大郎说道：“至于粮商投机屯粮，牟取暴利的手段，一是掺杂使假，以次充好。陈粮冒充新粮，粮中掺杂霉粮和沙子，他们买通了小吏，将这些粮食收购入仓，与仓粮一混，再难发现是何人所为，从中大赚其利。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控制一下，如果指定了主事的衙门，职责所在，中间不转手他人，他们就会有所收敛。
另外，京中急需用粮，是不需要在地方各司粮仓中储留的，所以可不打散粮包，在粮包上直接注明售粮粮商的藉贯、姓名，如检收掺假便要问罪，这样一来，一是运送速度要快了许多，而且仓促之下，他们很难想出其他办法来作弊。”
粮商作弊，再就是在支付上动手脚，转运司、发运司等平素购粮，有以钱易物和以物易物两种方法。以钱易物简单，以物易物就是以以官告、度牒等文书，或者茶、盐、布帛、矾、香药、象牙等物品支付粮价，这样，价钱就不易确定，“加抬”、“加饶”、“虚估”等等手段就可以大动手脚……”
崔大郎果然不愧是世绅商贾人家，说起个中内幕头头是道，一口气儿说了七八项，最后他才提到屯积居奇。
“屯积居奇，是诸种牟利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粮商唯高价是求，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想法设法卖到外地。若本地粮荒，官府禁止外运，他们就封仓不售，一拖再拖、一等再等，直到粮价暴涨，方才开仓牟取暴利。”
杨浩微微一笑，说道：“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所以我才不同意朝廷对缺粮一事秘而不宣的做法。朝廷不想公开此事，一是怕引起百姓恐慌，民心浮动，另外就是担心粮商们囤积居奇，提价惜售。而朝廷不是土匪，人家自己的粮食，你又不能上门去抢。
可我以为，一旦大肆征粮，纵然你不说，百姓也会猜到几分，到那时谣言频起，只会越传越严重，与其如此，不如把开封府严峻的形势公开与国人，当然，到底缺多少粮、严重到什么程度，其中……大可商榷。
如此一来呢，第一，我们可以让地方官府知道事态严重，在此当口儿他们就算平时再懈怠，也会打起精神，不敢太过放肆地从中取利或拖延不办。第二，在地方上以严律重典明确规定，抑制粮价上涨，而汴梁则从现在起就开始提价，粮价要一涨再涨，这样就会诱引许多有条件自己运输的粮商富绅千方百计地往开封运粮，甚至比咱们官府的漕运还要快、还要用心。莫要小看了他们的能量，为了逐利，他们一旦行动起来，其能量之大恐怕连官家都会大吃一惊。将来开封之粮，恐怕他们运来的份额会占相当大的一部分。”
妙妙吃惊地道：“现在就要提价？这样一来，京师百姓都要怨声载道了。”
杨浩冷笑道：“相较于活生生地饿死他们，现在让他们多花几文钱，还是划算的。有人想骂娘那就由他去，什么事都要等到百姓们理解拥护，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该专断时就得专断，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四方商贾不遗余力地往开封运粮。”
臊猪儿担心地道：“可是那样一来，京城无数人家要为了买粮破家了。他们既知开封缺粮，粮价还不知会高到何等地步。俺记得，当年西北大旱，颗粒无收，有人用了两锭金元宝才换到三个肉包子，俺的爹娘就是那时饿死的。”
杨浩眉头一挑，说道：“我说过了，朝廷到底缺多少粮，公告上的措辞大可商榷。你别忘了，粮商们贩运粮食的同时，朝廷的漕运也在运粮。他们的粮食运到的时候，必然还未到大雪封路的时候，开封的存粮也还未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再加上这段时间朝廷自己运来的粮，那时……朝廷就可以把粮食以平价、甚至比平价还低的价格敞开了向百姓供应，让全天下都晓得开封粮食已然充足。
到那时候，粮商们还能把粮食再运回去？漫说回途不到一半大雪就得封路。就算来得及，也没人禁得起这一来一返的无端损耗。那些外地粮商在汴梁又没有仓库储放粮食，他们会坐视大雪寒冬来到，粮食霉变腐烂么？这个时候，朝廷以嘉勉‘运粮’义绅的名义出头，以比市价还低些的价格收购他们的粮食，他们也只会感恩载德了。”
崔大郎倒抽一口冷气，苦笑道：“你这家伙也太阴险了些。朝臣们谁不爱惜羽毛，也只有你这半调子官才想得出这样的主意……”
妙妙本能地为杨浩申辩道：“民以食为天，大人图的是民之大义，国之大利。再说，大人对那些奸商也只是略施小惩而已罢了，依我看，对那些囤积居奇、丧尽天良的奸商，这还是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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