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山与方山之间，方山与老龙背山之间的寨墙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条石一直砌到了寨墙顶部。
现在正在修治凸出于寨墙外的马面。大堆大堆的建筑材料，就堆叠在外，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甚至还有血迹。民夫又比前些日子多了不少，喊着号子在拼命的拉着大木上山。
此外，石斌还在山脚还增设了骑寨，以为岭上关堡寨依托，将云台山、方山和老龙背山等三山完全连接起来。
要是晋军来攻，主力指向骑寨。则堡寨内的步军出击，以弓弩支援骑寨。若晋军以步卒攻上指向岭上堡寨，则骑寨屯驻的骑兵出击，抄击敌人步卒的侧背。
这个关隘的防御体系，还不止如此而已。从山下骑寨直到山上堡寨，沿途还要依着山势节节设立小寨，互相之间能以弓弩相接，可为援应。岭上主堡屯粮屯械，还有重兵，作为最后的依靠。
这整个防御体系建立起来，羯人骑兵近万，作为整个三关防御体系的最重要的锁钥。只要卡住这里，晋军再怎么强，也不能从这个方向深入东燕郡地界。
除此之外，所有的羯人，在石斌的鼓动之下，气势如虹，誓死守卫。
石斌的鼓动，外加羯人的本身的悍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晋军攻寨，所有羯人豁出去性命，也会坚守住营寨，除非将羯人全部歼灭。
羯人的悍勇，其一与胡人尚未开化，保留野兽的习性相关，其二也与他们的遭遇有关系。
关于羯人的来历，《晋书》中称是“匈奴别部”，即匈奴人的分支。那时的匈奴，并不是某个种族的特称，而是草原上大大小小游牧族群的混合体。
西晋时期，羯族人早已跟着匈奴人一起内附，被安顿在并州地区与汉人杂居。石勒及其部族，大多生活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客观来说并不怎么美好。
当初魏晋统治者引入这些人口，从初衷上来讲，是为了缓解常年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增加政府税收。晋武帝司马炎时期，郭钦曾就此进行了描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
因此，对于这些内迁民族，西晋朝廷延续了“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的政策，即跟所在地汉人百姓承担同等的义务。
但在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却对这些内迁百姓额外采取了高压、歧视、奴役政策。对于这一点，司马衷时期的太子洗马江统在他的《徙戎论》里写道：“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沦为奴婢、佃客，以至于“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石勒虽然出自“部落小率”（小头领）之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受压迫的命运。在14岁的时候，他曾跟着同乡一同前往都城洛阳贩卖家乡土特产。大都市的繁盛、恢弘，让这个少年眼界大开，情不自禁的发出了几声长啸。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朝廷高官王衍看到，这位学富五车、知识丰富的名士琢磨了一会，对这个小胡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手下前去捕杀。好在此时石勒等人已经走远，淹没在茫茫人潮中，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我们做个假设、脑补一下：美国的一个黑人，由于在华盛顿发出了几声大叫，就被政府高官诛杀，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内迁胡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值得讽刺的是，多年后，王衍竟死于石勒之手。
而且在八王之乱时，许多的胡人已经都在饿死的边缘，才有了胡人的暴起和作乱。
其实来说，羯人和其他胡人最初只是西晋士族欺凌下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崛起之后，却又成为了加害者，拼命的残害和荼毒汉人。
当初欺凌他们的是士族门阀，但是最终他们加害的却是千千万万无辜的汉人百姓，这才是羯人最该死的地方。
在司马珂的眼里，羯人已经凶性大发，如同吃了人血的猛兽一般，只能击杀，没有再招安的余地，所以他手里从不留羯人俘虏。
但是对于羯人来说，他们原本就是死里求活，靠着全族的凶性和残忍，才得以入主中原，是决计不会后退一步。
司马珂北伐以来，靠的是通讯落后，攻了个赵军的出其不意。随后又在荥阳之战，用发芽的土豆坑了羯人一把。
真正的攻坚之战，现在才开始。
………………
司马珂的三万多天策军步卒，外加羽林骑两千，背嵬军三千，以及陌刀营一千，外加辅兵和夫役，达七八万人，可谓声势极其好大。
这么多大军连绵上数里，前头周琦的羽林骑，已经到了荥阳，庾翼的后军才出虎牢关。因为司马珂这次不是攻打一州一郡，而是要横扫整个黄河以南之地，所以粮草准备极其充足，辎重运输部队也极其庞大。
司马珂带着陌刀营、背嵬军和一万天策军，作为中军，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离石斌筑造堡寨之地百里之外的共县。已先到共县的周琦亲自出城前来迎接。
共县是一个小城，人口极少，只有不到三万的人口，城中更是只有数千人，却一下来了近两万的兵马，一时间人马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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