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好莱坞电影工业批判的理论基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许望秋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从理论上反驳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商业电影，以及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批判，指出了他们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既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问题，那现在电影界和文艺界对许望秋批判就失去了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说《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是批判朱大柯等人的理论，那许望秋的第二篇文章《许望秋批判和权威人格》，则是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权威人格理论来剖析他们的思想和人格。
权威人格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于1950年提出的一种人格特征，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其人格组织都是围绕着权威主义这一中心建立起来的。这种权威主义在对待比自己低下和比自己优越的人们时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另一方面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简单的说就是对对上卑躬屈膝，对下唯我独尊。
这种人在社会上特别常见，尤其是在公司和企业中，他们在老板面前是一条狗，而在下级面前是一条狼。其实中国文人也大多如此，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权威人格的一种表现。后世的公知精英，对美国各种夸，而你只要说中国一句好，他就会大骂五/1毛狗、小粉红，就是典型的权威人格。当然那种说政府一句不好，就大骂别人是美分的也一样。
现在批判许望秋的这些人也是如此，在运动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闭口不言，选择了屈从。运动结束后，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却干起了几乎相同的事，完全容不得其他意见。对于跟他们不同的想法是一棍子打死，不但批倒批臭，而且要踏上一万脚。
其实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本身不矛盾，你们喜欢艺术电影，那你支持艺术电影就是；别人喜欢商业电影，别人搞商业电影，大家各玩各的，明明挺好的。而且健康的社会也一定是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共同发展，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但这些人偏偏容不得商业电影，好像不把商业电影打垮，中国电影就没救似的，这就太极端了。
许望秋这两篇文章发出来后，整个电影界和文艺圈都目瞪口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从7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开始传播，主要是社科院出了几篇介绍性的文章，大规模翻译还没有开始；而伯明翰学派影响相对比较小，连介绍性的文章都没有，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影评人和电影圈的专家倒还好一点，毕竟他们是搞电影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属于哲学和传播学的理论，不知道是正常的。
那些搞文艺理论的就比较尴尬了，他们是研究这个的，他们拿出一知半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来批判许望秋和好莱坞电影模式，没想到人家不但懂法兰克福学派，而且还搞出了一个听都没听过的伯明翰学派。别人可以拿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批判他们，而他们却拿不出理论来批判伯明翰学派的东西。
最让他们觉得无语的是许望秋把权威人格套到了他们头上，在这个帽子扣在他们头上之后，他们就处在了特别尴尬的地位。他们对许望秋批得越厉害，越证明他们是权威主义，越说明他们人格有问题。可要是不批判许望秋，那不就让许望秋的奸计得逞了？
这些批判许望秋的精英和知识分子特别郁闷，这是王八蛋明明是电影学院的，怎么会懂这么多文艺理论，怎么会懂这么懂哲学知识？他们对北电埋怨不已，你们北电简直是不务正业嘛，你们是电影学院，不好好教学生拍电影，教他们这些干什么？
许望秋的这两篇文章被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报导、转载和评论，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讨论热潮。作为始作俑者，许望秋收到了众多大学的邀请，包括清华、北大、人大等等，让他去作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专题演讲。
许望秋每场演讲都受到了大学生的空前追捧，每场演讲都人满为患，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学生们高喊着许望秋的名字，并高喊“我们支持你”，完全是顶级流量的待遇。
让许望秋意外的是社科院旗下的月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找上门来，让他写一篇伯明翰学派的分析和评介。许望秋听到后特别兴奋，没想到自己的竟然有机会在社科院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他也有点难过，国家在过去十多年里确实过于封闭了。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吴知柳他们也纷纷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精英主义，对这股批许望秋和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思潮进行批判，而他们用来批判的武器就是许望秋教给他们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
从十月中旬开始，当朱大柯掀起批判许望秋的浪潮后，许望秋没有急着反击，而是专门抽时间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批判理论传授给吴知柳他们。两个多月的时间不可能让吴知柳他们精通这些理论，只能掌握皮毛。
吴知柳他们掌握的虽然只是皮毛，但在理论上吊打电影界和文艺界这些人还是绰绰有余，因为他们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连皮毛都算不上，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更是连听都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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