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林电影节进行到第三天，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导演在西柏林发表了他们的电影宣言，声称反对精英主义，电影属于人民。”——《世界报》在第二天不但刊发了发布会的详细报道，而且全文刊发了许望秋他们的电影宣言。
“以许望秋为首的中国导演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发表宣言，希望改变精英主义统治电影界的局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禁让人想起了1962年的《奥勃豪森宣言》。《奥勃豪森宣言》改变了德国电影的走向，让德国电影逐渐走出困境，走向辉煌。许望秋他们的这则宣言不禁让人对他们、对中国电影充满期待。”——《纽约时报》
“中国导演许望秋又搞发布会了，这次他向精英主义宣战，向新浪潮宣战。”——意大利《共和报》因为许望秋在威尼斯退赛，搞得威尼斯电影节灰头土脸的，在报道发布会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
“中国版《奥勃豪森宣言》在西柏林重现，中国电影人向世界发声。”——西德《南德意志报》对许望秋他们的宣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这则宣言可能会在电影界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1962年《奥伯豪森宜言》发表后，不仅震动了西德影坛，也引起了世界电影界人士的注意和支持；许望秋他们的宣言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欧洲和世界电影界人士的关注。
在西柏林城郊的一栋公寓中，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的维姆-文德斯在看完《南德意志报》关于许望秋他们的报道后愣住了。他仔细读了一遍许望秋他们提出的十条规则，发出一声叹息：“要是维尔纳还活着，他一定会很喜欢这帮中国小子的。可惜啊，他就这么去了。”
德国新电影运动开始后拍摄的电影，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国际上斩金夺银，但由于蔑视商业性，也导致这些电影失去了德国观众的支持，形成了“国际上得奖，国内不卖座”的尴尬局面。70年代初，新德国电影运动陷入危机，在1970年有19部影片无法找到买主，因为这些电影德国观众根本不爱看。
直到70年代中期，随着维姆-文德斯他们这批导演登上舞台，这一情况才逐渐得到扭转。1979年维尔纳-法斯宾德的《玛丽亚-布朗的婚姻》成为最轰动的影片，新德国电影才结束了国外得奖、国内无人问津的局面，使这一运动真正进入最佳状态。
在巴黎花神咖啡馆里，特吕弗他们一帮电影沙龙的人坐在一起，喝着咖啡，悠闲地聊着许望秋他们的电影宣言，以及他们掀起的这场运动。
夏布洛尔笑呵呵地道：“真是有趣的年轻人啊，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搞出这样的动静来，在西柏林电影节公开发表宣言，向电影界的精英主义宣战。”
波兰斯基一直对新浪潮不感冒，促狭地道：“也是向你们新浪潮这帮人宣战。”
夏布洛尔哈哈笑道：“我们早就被认为是新浪潮的叛徒，背叛新浪潮了。他们不是在向我们宣战，是在向电影界那些轻视商业电影的榆木脑袋宣战，而我们是他们的战友。”
特吕弗欣慰地着：“两年前在戛纳，跟许交谈之后，我就感觉他不但极有才华，而且对电影、对电影行业的认识远超常人，当时我就感觉，他有可能会改变世界电影的格局，现在我更加确信了当初的判断。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电影会强势崛起。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电影水准不高，也没有世界级的作品，但中国有十亿人口，拥有庞大的市场，可以支撑各种类型的电影，再加上以许为首的这一帮年轻导演，因此，我预感到，中国电影会崛起，甚至可能会出现继好莱坞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之外的第三种电影。”
天行者牧场坐落于美国加利福里亚州的马莲县的一个小山谷中，是乔治-卢卡斯的影业公司的制作基地以及其私人住宅。内有牧场、湖泊、林地、山丘和葡萄园等，还拥有独立的消防队。这里不但是科幻迷心中的圣地，也是乔治-卢卡斯和朋友们聚会之地，他经常和科波拉、斯皮尔伯格、德-帕尔玛等好友在这里聚会。
此时的天行者牧场里，乔治-卢卡斯他们正坐起一起聊许望秋他们掀起的这场运动。他们是新好莱坞电影运动标志性人物，是着名的好莱坞电影小子，这这群中国小子搞的运动十分好奇。
作为坚定的反战主义者，科波拉曾经痛批许望秋的《猎鹰》，他对许望秋十分反感，对许望秋他们的这场运动不屑一顾：“这是一场炒作，通过发表宣言，他们不但一举成名，而且以后拍的电影也都会受到电影界的关注。
乔治-卢卡斯不同意：“我觉得不是炒作，他们有明确理念，对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是有深入研究的。”他指着报纸道：“比如这一条，观众应该是电影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是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最重要的区别，艺术电影往往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故事，而商业电影则要进入故事中，追求的是临场感。”
斯皮尔伯格微微点头道：“我觉得是不是炒作不重要，但我觉得如果他们这场运动真的搞起来了，对好莱坞其实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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