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当口，南京国民政府却要禁一首爱国歌曲，这听来似乎像是天方夜谭。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自从“淞沪之战”结束后，南京政府就一直避免激怒日本，刻意压制国内的排日活动。到了“长城抗战”失败，中日两国秘密签署《塘沽协定》，南京政府取缔民间排日运动的意图就更加明显。
再过半年，也就是1935年2月，常凯申和汪兆铭甚至会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令》，随即国党中政会向全国报纸、通讯社发布通告：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在南京政府的这种思想指示下，《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两首歌，绝对属于必须禁止的歌曲。包括周赫煊那本《非攻》杂志，通篇都在宣传抗日思想，最多到明年2月份就会被彻底查封。
到时候塞再多钱都没用，因为严重违背了常凯申和汪兆铭的国际外交方针。
然而百代唱片公司是个例外，历史上，这家公司发行了许多抗日爱国歌曲，没有一首被南京政府封杀过。原因很简单，百代唱片公司的背景太复杂了，主要股东来自于英国、法国和美国。
英法美三国都是爸爸，百代公司是三位爸爸的产业，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敢对百代唱片公司下手——最多也就抗议警告一下。
也别觉得汪兆铭的表现太怂，一听到是英国公司就吓尿，即便换成常凯申，同样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民国时期，中国方方面面都被列强控制。最大的矿山股份被洋人控制，最大的茶叶公司被洋人控制，最大的渔业公司被洋人控制……除非南京政府彻底撕破脸，强行接收这些外资产业，否则只能乖乖的喊爸爸。
当然，汪兆铭虽然不敢直接下令封杀唱片，但他还有其他手段。比如，禁止国内一切广播电台播放周赫煊的歌，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相关唱片等等。
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本来有两部电影想使用《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主题曲，现在政府的命令一下，电影公司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有即将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主办方打算将《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为入场式歌曲，如今也只能作罢。
南京政府越是这样封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唱片就卖得越好，或许是民众被激起了逆反心理。
仅仅几天时间，只是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卖出2000多张，《兰花草》也卖出600多张，如此爆棚的销量走势把百代唱片公司乐坏了。
英国佬才不管什么中日关系，也不管你中国人爱不爱国，他们只希望唱片越卖越多，把真金白银赚到手。
各大报纸虽然被南京政府警告，不得刊登关于这些歌的讨论文章。但地下刊物却不管那么多，许多地下杂志刊登了完整的歌谱，发行到东北、日本，甚至是东南亚地区，使得《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迅速传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
特别是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许多抗日队伍专门请人教唱，将士们含泪唱着这两首歌英勇杀敌。
……
海格路，周公馆。
埃德加·斯诺与周赫煊相对而坐，他拿着速记本笑道：“周先生，最近你的诗和歌都流传很广，你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歌曲创作者。”
“最伟大谈不上，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只是稍微有点名气而已。”周赫煊说。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青年帅哥，当然，再过几年就要变成秃顶大叔了。他是《纽约日报》的驻华记者，还兼任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讲师，采访足迹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日本。
斯诺笑道：“你太谦虚了，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
周赫煊说：“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那种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得势就猖狂，比如日本。”
“你很讨厌日本？”斯诺问。
周赫煊强调道：“极度讨厌！”
斯诺说：“中国有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一是胡适，二是鲁迅，还有一个就是阁下。我采访过胡适和鲁迅，他们跟你都不一样。”
“怎么讲？”周赫煊道。
斯诺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美国式的。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他似乎并不排斥日本，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国民改造。而你有些民族主义者的倾向，你的言行都以国家为出发点。”
周赫煊笑道：“你归纳得有些意思。而且你的采访风格也很有趣，你喜欢跟被采访者聊天，而不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当然，一问一答目的性太强了，容易忽略很多细节，”斯诺说，“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最流行什么思想吗？”
周赫煊说：“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
斯诺道：“能聊聊你的看法吗？”
“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由来已久，但最近几年在美国风行，主要还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周赫煊阐述道，“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由言论也受到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在美国流行起来很容易理解。”
“很有意思的见解，”斯诺点头道，“那你能否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自由运动、民权运动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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