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贾宝玉个人看来治理平安州就需要‘剿抚并举’，只是朝廷在平安州的代理人节度使之前做的事情太不地道，王子腾等先前又吃了败仗，没人愿意信朝廷也没人爱理会朝廷。张炯的观点是：打，不打，张炯怎么捞钱呢？王子腾等人的观点是：打，不打、不打赢了，他们怎么将功折罪呢？皇帝的观点是：打，不打，皇帝怎么出这口气？
但是在张炯与皇帝这些水平稍高一点的人看来，打完了，还是要抚的，毕竟平安州不能丢，它还是国土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抚，还得抚出水平来，至少要保证未来几十年不要反叛。当然对于乱民，还是要教训的，不然到了明天谁都说自己受了委屈都要反一把，那皇帝就不会混了。
贾宝玉最后给皇帝的建议是：诛其首罪，而放过协从，不然还能怎么样？平安州全境的劳动人民都被压榨得很苦，这次事件套用古话就是‘赢粮而景从’，抄刀为匪，扛锄为民。除非想不要名声搞个大屠杀，然后再从旁处移民来，搅得天下不安，不然就得区别对待，以期快速平定。当然，折子上写得话是非常委婉了，人民是被‘协裹’的，坏人就那么几个。贾宝玉心里却认为这些坏人其实是英雄，但是……英雄的下场总是挺惨的。
贾宝玉在这样矛盾的心情里终于认识到自己其实就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俗人，都是俗人了，就做一点封建知识份子会做的事情吧。所以，安民告示来了。
张炯连番大捷，在平安州站稳了脚跟，行事也从容了些。能够把劳动人民都拉过来，既削弱了叛军的力量，又能长己方的实力，何乐而不为？真要再不知体恤民情，把人都逼到了对立面儿，那才是真正的‘资寇兵而赉盗粮’了。
安民的告示是应该以张炯的名义签发的，他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但是他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又是两番砍了几千颗头的‘屠夫’，实在没什么说服力。王子腾等人的名声也不咋地，最后只好把贾宝玉包装一番，借着探花郎的名头，让他连署了布告，这才陆陆续续地安定了下来。张炯也趁此机会扩大战果，拉起战线一点一点往前推进。兵者，诡道也，以正合以奇胜，张炯深谙此道，坑死人不偿命，等到二月时节，已拿下了平安州一半的地盘，照这个情势，再不用两个月平安州就可平定，大家可以回京吃着贡品西瓜了。
平安州本来就是羁縻之地，没什么文官，但是春天到了，还是要组织春耕生产的，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贾宝玉的头上。虽然他自己也是四体不怎么勤、五谷不大分的人，但是看来看去就他比较像能够负责这方面的。张炯一甩手，把事情推给他了。贾宝玉没忘上道折子说明情况，打个申请过去，皇帝很快就批了下来，最后还缀了四个字‘朕心甚慰’。
平安州的民众归顺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毕竟朝廷大军不是吃素的，哗变的士卒本就是欺压他们的人不可能待他们好，而起义的民众——多少起义军都是栽在‘不懂马上不可治天下’上的——也不大懂得组织生产生活一类。在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过后，起义军发现大家也要吃饭，而他们抽不出人手种田，还得征粮，算来算去，只是得了一点糊口的田地却要背上背叛朝廷的名义，不由得人心难安了。
在这种情况下，贾宝玉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差使，这是战时，朝廷不会再派个平安州节度使来添乱，万事只好自己动手。反正平安州本来就不收什么税，贾宝玉便把朝廷的规定搬出来发布了，要说经都是好经，就怕叫歪和尚给念邪了。原本朝廷规定，平安州每家每年只需出布一匹，粮一石即可，这样的税赋算少的了，连人头税都没收，比普通百姓的一年夏秋两季交税、每次折作银两再被盘剥一次，冬闲还要服徭役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就算翻一翻来收，也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天知道上任节度使是怎么搜刮的，就能刮得大家造反！
都不用摆出什么亲民的姿态，只要让士兵在营里呆着，不要抢己方民众，骚扰良家妇女，再把盖了大印的文书一贴，叫人识字的人一念，一切就都解决了。当然，贾宝玉也没忘记把还没被打死的乡老（官军控制范围内大约有那么个百十来个）找来每人送了一点纪念品——米一石、绸一匹、酒一瓶、羊肉五斤，出资人，张炯，来源，上次抢的小股哗变士卒。效果出奇的好，贾宝玉本人就长着一张可人疼的脸，办的事又比较在谱，顶着斯文人的名头，快要被说成是星宿下凡了。
贾宝玉办这些事之前就问过张炯，张炯最初就是在这上头栽的跟头，他不会再吃这个亏，再说了上任平安州节度使搜刮来的东西，被哗变士兵一抢，最后又转到了张炯的手里，抢这些东西可比刮穷老百姓的地皮丰富多了。所以张炯很大方地一甩手：“这些介石看着办就好，不必问我，我只管行军上的事儿。”贾宝玉接口道：“那我就只管文书上的事儿啦。”两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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