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我嚣张，故我在
钦宗下诏鼓励官民畅所欲言，点评朝政得失后，得到的第一封奏章就是时穿奏章。
时穿的奏章并不是一份，是一组文章，都是用明发的方式给全国官员看的，钦宗看到的同时，全国官员也看到了。
第一份奏章是《奏明辨军事疏》，文章内盘点了道君皇帝的所有军事措施，包括与金人结盟及伐辽过程中举动应对，从目前的结果看，这些举措全是错的，而且每次官员都有劝谏，道君总是只选错的不选对的。而他信任与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祸害。
奏章最后说了两点：如今朝廷号召各路勤王，眼见得勤王大军向京城进发，大家心中都在担忧——官家会不会继续只做错事，倾尽全力去帮助金国？
由此，引发出奏章最后一点建议：奏章最后高度夸奖了道君皇帝的艺术成就，直白的表示：道君皇帝绘画不错，请道君皇帝今后只管绘画，不要干涉军事，否则的话，勤王大军不敢靠近京师，怕道君皇帝与金人勾结，送了勤王军的性命。
儒士们说话讲究含蓄、婉转，否则便认为此人说话粗俗不雅——用现代话解释就是：语言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最好不让人一听就明明白白听懂你传播的信息。如果把话说得让人一听就懂，那是你没学问，读书不多，导致每句话里都找不到典故与隐喻，结果让人一点都不误会你传达的信息……
然而时穿这封奏章却不管一切文字规则，用最直白的语言叙述过程，直接推导出结论，一点不给人留下辩解的余地，钦宗皇帝看完这片奏章，一阵头晕目眩，只觉得像他老爹一样装中风，实在是聪明之极……
这份奏章天下官员都在看，包括哪些想勤王或者是走在路上的勤王军队，想到南方迟迟不响应勤王要求……钦宗觉得大地突然在他开了一条地缝，那地缝里不断冒出的寒气，让他恐惧的浑身颤抖……
其实南方拒绝勤王只是第一步，真实的历史上，道君曾经出逃至淮南——结果淮南当地官员先是置之不理，后来干脆驱逐了他，弄得徽宗只好灰溜溜回到京城，坐等他应当享受的被俘待遇。
这还算没完，时穿的第二封奏章是《明辨政事疏》，其中历数道君皇帝上任以来的执政错误，包括其上任之初，罢弃新党赢得民心，而后出尔反尔任用新党成员恢复一切掠夺百姓的政策，当然，也包括出尔反尔恢复江南供奉局、支应局的措施，话里话外透露着一个信息：徽宗毫无信用，相信他是自己找死。
文章最后依然说：最为一个艺术家，徽宗的成就令人无法追赶，但国家大事是政治家操心的，身为皇帝，徽宗应当只管作画，别管国家大事——他一管就出事，而且总是走向糟糕。
这两份奏章只是前序，第三份奏章才是主攻火力。第三份奏章为：《论国势艰难疏》。这份奏章中，时穿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徽宗为什么能做到只选错的不选对的，包括他任用的大臣，为什么能做到只选奸臣，绝不选能臣。大宋朝太祖定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怎么到了太宗后代那里全变了样？士大夫的作用在哪里，为什么见不到？以至于国家走到了这一步！
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人正在思考的，只是多年党争，让反对派没有领军人物来响亮说出。时穿这份奏章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目光，令人不得不看下去，从而顾不得时穿奏章中的话语直白而粗俗。
王安石——时穿从王安石说起，谈到仁宗时代朝廷内部虽有争议，但人都说仁宗是满朝君子。等到了王安石执政，这位拗相公彻底败坏了政治风气，反对我的观点就是我的政敌，需要将之彻底打倒。在当时官家的扶持下，王安石排除异己，搞得朝廷“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一个朝廷没有了反对者，则意味着这个朝廷的运行成本加大——比如腐败门槛降低，比如政令好坏事先不敢讨论，事后要花巨额资金擦屁股等等……
时穿历数“变法”新政造成了种种祸害，以及事后为了弥补这些祸害而不得不支付的政府成本，而后直接谈到神宗之后，太宗历代子孙偏爱新法的内幕——无他，收权而已。
奏章中说：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太祖“藏富于民”的策略彻底废弃，太宗子孙可以借“变法”之名，“变”着“法”子将百姓的财富装自己腰包，而后以“推行新法”之名排挤一切反对者，于是，到了今天，皇帝可以挑选一切错事去做，士大夫不敢监督、不敢谏言，只敢歌功颂德，于是金人兵临城下，河北燕京百姓壶浆以迎，整个京城守军全被太宗子孙葬送一空，老百姓纳了税却没有人保护他们不受侵略——没准要遭受出***如金人如果索取赎金，没准官家将会百姓当作猪羊，折价变卖给金人，以便自己能继续坐在那个位子上继续享受。
后一种情况在真实的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做这件事的是钦宗。对于出卖自家百姓，身为皇帝是没有丝毫负担的，在这点上，上下三千年中似乎唯独被认为“偏执、僵化”的明朝做得好。可是没有心理负担是一回事，内心中的隐秘突然被人曝光于天下，钦宗突然有种赤身行走于街上的尴尬与恼怒，他发怒的将奏章扬起来，想摔到地上……见到他这个动作，秦桧突然插嘴：“陛下，臣在京东路待过，知道时大人是个行动派，别人嚷嚷金人不可信只是嚷嚷，唯有时大人确实切切实实在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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