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讷好奇道：“既然他并没有告诉你们，那你们是怎么找去的呢？”
这越问越尴尬了，王大金在杨思讷面前，可不敢撒谎，讪讪道：“回－－－回杨公的话，我们－－－我们是派人跟踪他，才找到那些扶桑人的。”
“原来如此。”杨思讷点点头，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又看向沈笑。
沈笑也点头道：“是这样的。”
话说至此，王宝也不敢多言了。
人家又没有告诉你任何消息，是你们死皮赖脸，还派人去跟踪他，这你只能去怪那些扶桑人，绝对怪不了韩艺。
沈笑都比他们有资格一些。
杨思讷瞧了眼韩艺，见其面容青涩，年纪不大，心里开始寻思着，这姓韩的小子本就是我扬州人士，而且又是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跟那些扶桑人搭上关系，合谋骗钱，多半也是被利用了，如果他是跟扶桑人一伙的，当时就应该引诱王大金他们前去买金子，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是王大金他们自己前去的，而且他现在也应该逃跑，而不是来这报案。
在唐代，特别是唐代初期，是非常非常看重律法的，其中唐太宗时期所著的《贞观律》对后世的律法都影响深远，而唐朝律法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慎刑，能不用酷刑，就尽量不用，这在唐高祖起就是如此了，其中以唐太宗为代表人物。他主张“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
也就是说，历代帝王凡以仁义治天下的，其统治时间就长久；凡以严刑酷法对待人民的，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很快就败亡了。
而他的最佳拍档魏徵，还主张在审讯时，要求“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即以事实断罪，不严刑拷打，不使用各种手段，以求罪证。他劝谏唐太宗要慎刑，治理天下要以仁义为本。这种慎刑的思想后来均体现在唐律的编修之中。
唐太宗甚至认为斩脚趾都觉得太残酷，连这个酷刑都废了，多增加发配的惩罚，李世民的观念还是以人为本，人才是最重要的，就连鞭打这种非常普通的刑罚，都有特别说明，你不能老打罪犯的一个部位，不能致人残疾，得分散打，致疼，但不能致残，而且但凡要处死的，一定得皇上批准，才能斩。
李世民在位期间，否决了很多斩立决，还提出了“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的观点，他甚至让死刑犯回家跟家人团聚，因为古代斩人得明年秋后执行，数百名死刑犯回家，但是无一人逃跑，到了时候就回长安待斩，这简直就是奇迹，从侧面也说明，贞观时期的百姓是非常淳朴的，你对我好，我自然也会回报你。
绝不跟清朝一样，动不动就十大酷刑摆上来了，这甚至误导了后世很多学生，以为封建社会审案机构都非常黑暗，非常残忍，指鹿为马，不去求证，反正你不招供就逼着你招供，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有些朝代甚至比后世的律法还要宽容许多，就清朝那种审案方式在贞观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贞观四年，全国上下，一共才斩了二十九人。
一个开明的朝代，一个开明的皇帝，是体现在每个细节上面。
当然，到了武周时期，这些就基本上拜拜了，武则天在酷刑方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这唐朝办案，是非常讲究证据的，你没有证据你就不能乱来。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韩艺和扶桑人是同谋，他家田被冲了，父亲也死了，讨口饭也不容易，想那唐高祖李渊，曾抓获了一名劫犯，名叫严甘罗。唐高祖就问他：“你为何要当劫贼？”劫犯回答：“饥寒交迫，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所以行劫。”高祖听后检讨说：“我作为你们的君主，不能使你们生活得更好，这是我的罪过。”于是下令将此人释放。
同理，虽然韩艺是有一点点责任，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更多的是受害者，他也不想这样，只是生活所迫，才被扶桑人利用，不可能就因为这样去判韩艺有罪，杨思讷还是偏向了韩艺，除非你们拿出证据来，否则，韩艺就是无罪的。
正当这时，一个护卫急匆匆的走了过来，低声在杨思讷耳边说了几句。杨思讷听后眉头一皱，点点头，又向王大金等人道：“这事本官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他们拿着这么多钱财肯定跑不了多远，本官定帮将他们抓回来，你们暂且先回去，但是没有我的批准，不可乱走，本官随时可能传召你们。”
其实他也知道，此事皆是由他们杨家而起，若非他们收购金子，王家、沈家也就不会急着去买金子了，于公于私，他也应该尽力帮他们找回钱财来。
“多谢杨公，多谢杨公。”
王大金等人连连弯腰道谢。
杨思讷向左首一名二十岁左右，样貌坚毅的男子道：“俊飞，你立刻派人前去追查那几个扶桑人，务必要追回那些钱财来。”
“孩儿遵命。”
此人正是杨思讷的六子，杨俊飞。
杨思讷又朝着身边一名文官道：“等会你带着他们去把那几个扶桑骗子的样貌画出来，然后派人快马送去各地码头，绝不会让他们逃回扶桑去。”
“下官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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