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意？”
司马昭也跟着叹息，“我亦没有什么头绪，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说到这里，他又看了一眼夏侯玄，“若是我能有办法，洛阳又何至于此？”
饶是夏侯玄修身养性过人一等，此时听到司马昭的话，仍忍不住地嘴角一抽。
岂是人言哉？
你就是来一句“誓与洛阳共存亡”也好啊！
换成平日，夏侯玄听到这种话，说不得就要起身直接拂袖走人了。
只是此时，他不得不违心地继续坐在这里，以拖延时间。
强行平静一下心情，但见夏侯玄正色道：
“子上何能出此言！如今洛阳危急，人心不稳，若是你这个话被传了出去，军中将士与城中士吏，又会作何感想？”
司马昭闻言，似乎这才反应过来，脸上出现一抹羞愧和感激：
“泰初说的是，是我疏忽了。”
“吾虽未曾领兵，但也知道胸有惊雷而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夏侯玄缓缓道，“圣人亦有人者五情，然却能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而能化万物为己用，教万民而从命。”
“吾等有志于功业，须得胸藏溟渊，岂能轻露声色？”
司马昭脸色肃然，拱手道：
“泰初所言极是，我心性修养不足，确实应当多加砥砺才是。”
然后他又虚心请教道：
“我知泰初深得玄学之要，能雷霆震于眼前而神色不变，心中仰慕久矣，不知泰初何以教我？”
夏侯玄等的，可不就是这一句？
“欲得玄学之要，《老子》、《庄子》、《周易》不可不精研，正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远之学，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
它的兴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因素。
孝武皇帝独尊儒术以来，士人以研学经学为正统。
而经学，讲究的是“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经学的盛行，导致了士人治国家、平天下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心态，前汉的官吏与将士，有着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
但到了后汉中后期，政治变得极度腐败。
特别党锢之祸发生后，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试图维护儒家道统，恢复他们心目中的朝纲。
然而得到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打压，上书的大儒士人，甚至被逼迫而死。
朝廷的态度与做法，对士人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和挫伤。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士人渐渐地对后汉离心离德。
偏偏这个时候，豪强地主又正好完成了向世家大族的转变。
于是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家国情怀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贵生、避世”的思维——人间不值得，我只为自己而活。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后汉墙倒众人推，除了世家大族天生的自私本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后汉自己作死的成份。
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在政治上被你虐千百遍的士人集团，能一直待你如初恋。
再后来，乱世来临，更是让士人加剧了逃避现实的心理。
可以说，玄学的兴起，给予了乱世中的士人一定的心灵寄托。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精神世界。
这些日子以来，洛阳内外交困，让司马昭面临巨大精神压力。
正所谓痛苦的一旦有人分担，痛苦就减少了一半。
玄学领袖夏侯玄的到来，谈起玄学，让司马昭顿觉得有一种久旱逢甘霖之感。
主客双方谈兴大起，直抒胸臆。
司马昭只觉得这些日子以来积累的压力一下子消除个大半，心里大是畅快。
直至华灯初上，夏侯玄起身告辞，司马昭仍是有些恋恋不舍：
“我这些日子以来，颇是劳累困倦，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般轻松过了。泰初今晚何不留下来，与我促膝长谈？”
夏侯玄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唯恐有人误会，子上盛意，只能却之了。”
误会？
司马昭一愣，然后很快就想起了司马氏与夏侯氏各自的立场。
若是泰初留宿与自己彻夜长谈，明日消息一传出去，不知会让有心人产生多少联想。
在某个一刹那间，司马昭甚至动了强留夏侯玄的心思。
若是能让夏侯泰初为司马氏效力，那该多好！
只是最终他只能长长地叹息一声。
“泰初下次过来，记得提前派人说一声，昭必定扫榻以待！”
夏侯玄深深地看了一眼司马昭，点了点头：“下次一定。”
“外面已是过了禁宵时间，泰初稍等，我这就派人护送你回去。”
“有劳了。”
司马昭亲自把夏侯玄送出府外，并且叮嘱下人一定要把人送到，这才转身回府。
夏侯玄来访的消息，自然是瞒不过司马师。
刚送走夏侯玄的司马昭，第一时间就被司马师叫了过去。
“兄长？”
“嗯，”原本正闭眼休息的司马师，听得司马昭前来，立刻睁开了那只完好的眼睛：
“夏侯玄过来干什么？”
呼其名而不称其字，可见司马师对夏侯玄怨念之深。
司马昭和夏侯玄谈得颇为尽兴，于是试图想在自家兄长面前说两句好话：
“兄长，泰初是过来探望你的病情，不过我按兄长的吩咐，对他说你需要静养，所以没让他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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