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保障这座城市的健康。特别是要尽量扑灭这座城市里的各种潜在卫生防疫隐患――恶性传染病在17世纪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随着普查队沿路一看，他就知道这任务不轻。17世纪的广州并不算一座拥挤的城市，和所有的中国传统城市一样，城墙范围内有许多荒地，有的是宅院寺庙荒废之后留下的，有的却是从未修建过房屋，上面不但有菜地有的还已经被开垦成田地，种蔬菜种水稻，甚至还有零星的坟地。
然而居民的住宅店铺却又相当的狭隘。这奇怪的现象让他难以理解。问了留用的户房书办贾觉才知道城里的土地虽多，地价亦不算太贵。但是盖房子的费用却不低。单买一小块地皮，很多市民都买得起，但是要正儿八经的盖一所大房子就没多少人能承受了――砖瓦的价钱太贵。别说一般的平民小户，就是中产之家盖房子也要混用一部分碎砖旧砖。能用正儿八经的砖瓦“磨砖对缝”的盖房子无不是大户豪门或者寺庙官署这样的地方。
土法制造砖瓦全靠人力，烧制又费时间燃料，所以产量很低，价格自然不不便宜。
砖瓦贵，梁柱之类的木材也不便宜。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附近并不产能盖房的木材，都要靠珠江中上游各县供应。路途一远，豆腐也盘成了肉价钱。
他在广州待了十多天，对17世纪居民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不仅是工业制成品，自然资源的价格也非常昂贵，相对于极端廉价的劳动力来说，惟一能解释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太低了。
明明有地皮，住宅却这么狭隘，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很大――像张家核桃铺这样的伙计和学徒晚上在铺面里搭铺睡觉的在城里商家作坊里可以说是普遍现象。
更可怕的是，就在城墙外的城濠边的官地上，还有许多城市贫民的的棚户区――这可不是21世纪中国城市改造的棚户区，也不是巴西印度那样的贫民区，而是更为低级的版本，基本没有高于一人的房屋，有的只是“滚地龙”。用竹竿、稻草、废木直接搭建在潮湿泥泞的河涌旁。往往旁边就是乱葬岗义冢地。有的棚户区脆就搭建在“义地”上。与死者为邻。
拥挤的居住环境，几乎等于无的排水设施，没有任何公共厕所，到处是敞开的粪缸，多年不清淤纵横于街道间臭气熏天的河涌……刘三心想，这简直再完美不过的传染病爆发地了。不知道过去的广州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回去得问个明白才行。
他原不想再进豆腐坊去看了――这家的情况不会比核桃酥店好到哪里去。不过转念一想豆腐店用水量很大，不可能靠挑水来维持生产，必有水井，不如去看看水质。
走进豆腐坊，见正在登记。他也不去理会，只看四周环境。这亦是铺面和作坊合一的小铺子。地是泥地，因为做豆腐要大量用水的关系，十分泥泞。大约是为了便于操作，地上又铺了草袋子。煮豆浆的锅子、盛放豆浆的木桶、做豆腐的板子看上去还算洁净，上面还盖着已经发黄的白布。然而煮豆浆的灶头后面堆积着扒出来的灰烬，还放着不少柴火。用草袋装得豆子就这么横卧在泥地上，下面不过垫了一张破芦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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