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人都向往太平盛世，梦想着和平鸽能满天飞舞。但纵观中国历史，真正天下一统，百姓能过上太平的日子却不是很多。
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承受磨难的，不管你愿不愿意，磨难总是接踵而至，让你无法闪躲。
七八年一晃就这么过去了，沈万三由一个农家小伙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富豪级人物，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实现了做天下人生意的梦想。
而元朝的统治却越来越衰败，已经无力控制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了。这下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之类的人该窃喜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如果说当初揭竿而起只是为了活命的话，现在在他们心中未必就没有趁乱夺取元朝江山的念头。所以这几股力量之间的殊死搏杀愈演愈烈。
朱元璋虽然是放牛娃出身，自己肚里没多少墨水，但他善于用人，尤其是重用知识分子。为自己赚取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所以在这些年中一些著名的儒生如许瑷、王冕、宋濂等相继投靠了他，后来刘基、叶琛、章溢更是倾力辅佐。
尤其是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刘伯温的刘基，他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一类的人物。朱元璋也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此言非虚，事实就是这样的。
朱元璋起于淮右，渡江后，势力发展较快，但仍然只是局限于浙江一带，且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都是劲敌，稍有不慎，就有败亡之危。
比如刘伯温投靠朱元璋后，朱元璋问他如何平天下，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士诚据有苏湖富饶地区，宜先攻取。但刘伯温这样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很明显，刘伯温是要朱元璋先伐陈友谅，此时，张士诚很可能按兵不动。否则，如果先攻张士诚，那剽悍不怕死的陈友谅一定会乘虚而入。如果灭了陈友谅，吓破了胆的张士诚根本不会对朱元璋构成任何威胁，天下大势基本就确定了。
刘伯温的这段言论把把张士诚的一言一行算计得死死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血战时，非常担心张士诚从背后捅一刀，夺取他的老巢应天。地球人都知道，如果朱元璋一旦端了陈友谅的老窝，下一个要收拾的人就是他张士诚了。
但张士诚只是在苏州坐山观虎斗，完全没有想到唇亡齿寒的道理。多年的奢靡安逸的生活已经把他的斗志消磨殆尽，再说，自从张士德在应天绝食而死后，他手下已经没有什么能人了。后来，他又投降了元朝，能人志士更是不愿意和他为伍，都纷纷离他而去。
大弟张士义和二弟张士德都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仅存的兄弟张士信贪污无能，骄奢淫逸，一事无成。所以张士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本来，张士诚占着最富庶的江南之地，经济实力也最为强大，在与朱元璋和陈友谅的角逐中，很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只靠腰包鼓，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还需要敏感的政治头脑，而张士诚恰恰就缺乏这一点。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朱元璋率二十万大军摆开架势，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此时，张士诚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去袭击朱元璋的应天，不管能不能得手，只要做出这个举动，朱元璋就会心有余悸，不能全力和陈友谅决战。只要陈友谅还有一口气在，在义军中就还是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张士诚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二虎相斗不是必有一伤，就是两败俱伤，到时候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结果，他把这场貌似和他毫无关系的战事放在一边，反倒饶有兴趣地和元朝廷又讨价还价起来，原来他一直耿耿于怀于丢掉大周之王的头衔而只当一个太尉。这年九月，他要挟元朝廷封他为王，但元朝廷根本不搭理他。于是，张士诚便又改国号为吴，自称吴王，并宣布停止给大都运粮。
在鄱阳湖水战中，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大军扼守湖口，断绝陈友谅退路，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汉军，陈友谅最终被打败并中箭身亡。朱元璋的大军获得了大胜。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37岁的朱元璋亲领大军西征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并置百官，初步搭成了大明朝廷的骨架，从此结束了戎马生涯。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江南怎能容得下两个吴王，一场争斗是便在所难免。
此刻，张士诚才感觉到了危机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所以他开始在江北、淮东排兵布阵，准备和这个多年的老对手角逐一番。
虽然前线已经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但在吴之腹地的苏州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丝毫没有战前的那种紧张气氛。
其实，对于老百姓而言，谁坐天下不是很重要，只要你能让老百姓吃上饭穿上衣就行了。但大多数统治者却忘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就说这元朝，骑在马背上打天下是一把好手，但真正得天下后，却没有把百姓的吃穿问题放在第一位，所以才出现了岌岌可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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