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
朱雀门外，李彦看向御街之东的锡庆院，北宋的最高学府太学就在里面。
准确的说，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
到了唐朝，太学属于二馆六学的六学之列，不及二馆，到了宋朝，太学开始兴盛，同时招收人员，也不再局限于官员子弟，还招收优秀的平民子弟，如今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名学子。
此时李彦与丁润一起走进这座学府，一路上遇见的学子，多有宽袍博带，头戴高统尖顶学士帽的打扮，对于两位格格不入的外来者，透出些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
丁润一副惫懒模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李彦同样不以为意，脑海里的思维殿堂，浮现出现了四十多年前，嘉佑二年进士榜的璀璨光辉。
那个两宋第一榜太出圈了，被誉为科举史上最星光熠熠的一榜，单单是极为出名的人物，就有当时二十岁的苏轼、十八岁的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巩、熙河开边的王韶、理学二程的程颢程熙兄弟、横渠四句的张载、王安石变法三大核心吕惠卿、章惇和曾布等等，至于高中状元的章衡，是章惇的侄子，反倒没什么人认识……
而那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能出这么多人才，与这位天下文宗不无关系。
欧阳修早年也曾两次落榜，不是文化水平不够，而是被注重华丽，内容空虚的“西昆体”给害的。
后来范仲淹改革科举，全国各地兴学之风大盛，同时推广复古之风，让“西昆体”不再被推崇，但复古复过头，“太学体”又出现。
这种文体是考生为了博得考官关注，专门创造的一种考试文风，往往剑走偏锋，偏离考试主题。
“西昆体”是过于僵化，“太学体”又过于标新立异，各走极端，反正都不说人话。
到了欧阳修，他将“西昆体”和“太学体”一起打击，大力推崇韩愈留下的古文风格，要求说人话，不要泛泛而谈，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那群星璀璨的一榜进士。
不是恰好赶上，而是因为考官要求的变化，让具备真才实学的人脱颖而出，一朝井喷似的爆发。
就到了现在，包括宰相章惇和曾布在内，朝中也有不少那一科出身的高官，不过章惇严格算起来，不是那一榜的，因为他的名次低于自己的侄子章衡，心高气傲的章惇接受不了，一气之下放弃功名，下届再考，荣登一甲第五名，才觉得满意，正式成为进士。
那场考试还有件趣事，二十岁的苏轼除了“想当然耳”的捏造典故外，他的诗赋成绩还不及格。
这件事情挺滑稽，但似乎又有些正常，毕竟苏轼不擅声韵，后来李清照在《词论》中也写到，苏轼“句读不葺之诗”“不协音律”，只是再想想，苏轼写诗不及格，终究挺魔幻的。
当然，在群星璀璨，各种青史留名的人才涌现的背后，完全没人关注，也是受伤最深的，正是苦练了多年“太学体”的太学生们。
这就相当于后世刷了多年题海，最后高考换大纲了，那不得原地爆炸？
落榜的太学生暴怒，去堵欧阳修的门。
欧阳修是什么脾气，根本不理会，闹到后面不了了之，“太学体”也直接消亡在了历史之中。
从这件事上，其实也能看出，宋朝的太学虽是全国最高学府，但并不具备教学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各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诞生的书院学舍，极大的分薄了官学的教育资源，这对比起唐朝二馆六学垄断名额，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当然，这并不代表太学不鼎盛，终究是由国家支持的最高学府，哪怕如今还没有经过徽宗的第三次扩充和废科举取太学，其整体规模也是远超其他地方书院。
一路上所见的学子，个个也都很有精气神，面色红润，毕竟吃食全都由太学供应，一日三餐无烦恼，专心读书做学问即可。
只是也有不少神情惶恐的，交头接耳议论着血案的发生：“那么多斋主遇害……”“‘佐命’怎的这般嚣狂？”“我辈读书人，威武不能屈，我倒要看看，那反贼敢不敢害我性命！”
李彦聆听片刻，开口道：“看来这起案子在太学内，已经引发了一定的慌乱，怪不得丁判官如此焦急。”
丁润撇嘴道：“太学生的命贵，这案子早已引起了重视，官家和几位相公都有严令，命我们速速擒凶，以定太学之心！”
李彦问道：“那刑部与大理寺呢？”
丁润道：“别说刑部和大理寺，就是皇城司也盯上这起案子，都是想抢功的，若能将‘佐命’抓住，那官家自是龙颜大悦，只是案子棘手，我看他们是不成的，倒是我能请到林公子来此，把握大增啊……”
李彦想到之前高俅的拜访，心头有了数，嘴上说道：“丁判官过誉了，我恐怕也难以抓住那位‘佐命’。”
丁润压低声音道：“不瞒林公子，依我之见，凶手不见得是‘佐命’，那是要造反的凶人，来杀几个学子？嘿，也就是这群太学生自以为是，命贵得很，才会一致认定是‘佐命’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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